1978年，虽然粉碎“四人帮”已经一年多了，但是在华国锋的主持下，中国更像是要开始一场没有“四人帮”的文化大革命。归根结底，华国锋是文化大革命的既得利益者，他之所以将枪口对准“四人帮”，是因其威胁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华国锋从未想过否定文革，将中国从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中带出。他为何对毛泽东之后的时代需求麻木不仁，拿不出符合人心、符合时代潮流的对策？
引言
1978年年初的北京，寒风凛冽。
那时候北京街头的汽车远不像今天这样堵塞。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孙隆基著《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说，北京虽然建成了二环路，但是没有几辆汽车，大路空空荡荡的。当然，那时候也没有今天这么多耀眼的现代建筑。
在一排排暗淡的建筑物中间，骑自行车上班的人艰难地在马路的冰辙上蜿蜒蛇行。
春天迟迟不肯降临。
一年多以前，粉碎“四人帮”的金秋十月，北京城曾爆发出何等热烈的场面啊！
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迫害的数以亿计的干部和群众，涕泪横流，庆幸自己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人们叹惜，受“四人帮”残酷迫害的著名诗人郭小川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之后大喜过望，狂饮醉卧，结果手里的烟头烧着被子丧生于大火。此时他57岁。距粉碎“四人帮”仅12天。他在“四人帮”大施淫威时创作的不屈的诗歌《团泊洼的秋天》辗转传抄，成为当时人们最喜爱的诗歌。
“恶梦过去是早晨。”压抑了太久的激情和思考，对中国的未来抱着多么大的渴望！
逮捕“四人帮”之后的第二天，即1976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做出决议：“根据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生前的安排，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
同一天，中央政治局召开“打招呼会”，通报王张江姚事件。中央机关、各省市区和大军区负责人参加。会议提出了“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形势”的方针。
在会议上，华国锋主张继续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他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全国各地迅速掀起欢庆粉碎“四人帮”、庆祝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活动。
这四个人巨奸大恶如此狠毒，若不是华国锋、叶剑英等领导人挺身而出，人民岂能这么快重见天日?
人们在称颂华国锋的时候并没有吝惜词汇。
但是，说实在的，中国人中了邪似地唱颂词的劲头在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差不多已经耗光了。在“三忠于、四无限”“红海洋”的运动中，人们已经献出了所有的热情与虔诚，而得到的回报却是晴天炸雷般的林彪事件、“四人帮”事件……
经过了10年老君炉一般地熬炼，虽不能说人人已经炼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可毕竟成熟得多了，冷静得多了。
中国，不能总是停留在赞颂上，中国还要思考、前进。
12月10日，中共中央下发《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之后又下发了材料之二和材料之三。“四人帮”令人发指的罪行一桩桩、一件件在报刊上披露出来了。
人们深思着，为什么“四人帮”在中国大地上能够如此长时间地横行无忌，为所欲为，给中华民族造成这样大的灾难?
这就很自然地触及了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重大错误。
与此同时，叶剑英、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也认为，不但要揭批“四人帮”，粉碎其帮派体系，而且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要纠正党和毛泽东的“左”倾错误。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从灾难中走出来……
但是，当时华国锋等主要领导人，对上述这些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却没有正确的认识。
10月26日，华国锋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作了四点指示：一、要集中批判“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批准过的、讲过的，都不能批评；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这已经是“两个凡是”的先声。
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在全国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说：“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都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人们的心，渐渐冷缩了。
粉碎“四人帮” 阴霾仍未散
“文化大革命”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它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惨重灾难罄竹难书。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甚至连毛泽东也感到孤立不安，丧失了信心。他去世前曾说，他这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党心民心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任何有头脑的人都很清楚的。
但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段时期，却发生一个奇怪的现象，这就是：一方面揭批“四人帮”，另一方面又肯定甚至称赞“文化大革命”。
1976年10月24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的庆祝粉碎“四人帮”的百万军民大会上，吴德在讲话中除了号召揭发批判“四人帮”之外，还要求广大干部群众继承毛主席遗志，“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两报一刊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同样号召全国人民“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创造。《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军报》是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报。以两报一刊名义联合发表社论，表明文章具有最高规格，传达了最高司令部或最高统帅的声音，极具威力。
甚至到了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发表的公报中，也还是以明确的口气肯定“文化大革命”，要求全党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这自然与华国锋有着直接的关系。
毛泽东去世前之所以给华国锋以重托，就是希望他能维护“文化大革命”。
华国锋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既得利益者，对于“文化大革命”，可说是一往情深。
1976年10月8日，在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上，华国锋在讲话中说：对“文化大革命”要肯定，“文化大革命”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我们要着重解决有所不足。这次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要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老账。搞“四人帮”，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错误，他们的核心问题是篡党夺权。要教育我们的干部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不然的话，有人会说：“‘文化大革命’整得我好苦啊，这下子可把根子找到了。”要翻过来。可要注意这个问题啊！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冲击的人要注意。华国锋还说：批林批孔，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要继续批。
这个讲话说明了华国锋和“四人帮”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他们都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
华国锋和“四人帮”的矛盾在于：华国锋认为“四人帮”是“另搞一套”，对他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想要推翻他，企图“篡党夺权”。这一矛盾激化起来，才促使华国锋与“四人帮”决裂了。
1976年12月，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召开。
在会上，华国锋讲话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结了我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关系，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毛主席的伟大理论，解决了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当代最重大的课题，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伟大实践。”
华国锋这里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发动和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理论。
1967年11月6日，由陈伯达、姚文元起草，毛泽东圈阅同意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将这个理论归纳为六个要点：
一、必须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二、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本质上仍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领域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要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最重要的，是要自下而上发动群众，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战胜利己主义，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很明显的，如果认为这个理论是正确的，还要用这个理论来指导人们的思想和工作，那就不可避免地还要发生“文化大革命”。
1977年1月初，《红旗》杂志社打报告请示当时主管宣传的汪东兴，“张春桥在1975年春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两篇文章是否可以点名批判”?
汪东兴以这两篇文章是毛主席生前看过的为理由，不同意点名批判。
另外，这一时期，汪东兴在谈到“四人帮”的时候说：张春桥、姚文元是书呆子，哪有什么理论?
197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口的一个请示报告。该报告要求宣传战线在批判“四人帮”的同时，要“宣传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这正是华国锋的意图。
研究“文化大革命”史的学者金春明在1995年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史稿》一书中指出：“如果按照华国锋这一套继续干下去，那只能是没有‘四人帮’的‘文化大革命’。”
这样的指导方针，同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形势距离太远，同亿万人民群众的要求针锋相对。
在新的形势下，华国锋的“文化大革命”方针是根本执行不下去的。他的错误主张理所当然地遭到以叶剑英、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胡耀邦等为代表的党内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坚决抵制和反对。
但是，作为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不顾党心民心，死死守住对“文化大革命”的正面评价。
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说：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如果不这样看，就会有损我们的旗帜。
1977年5月1日，华国锋利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的时机，在这一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他自己署名的长文《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文章说，贯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根本思想，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这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路线。”
阴云仍然笼罩中国。
“四人帮”是“左”还是右
“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竭力鼓吹实施的“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解放世界上四分之三受苦受难的人民”、“批判文艺黑线”、“反对奖金挂帅”、“砸烂封、资、修”、“人民解放军要支持左派”等等，到底是 “左”还是右?当然是“左”，而且是极“左”。
但是，粉碎“四人帮”之后一段时期，报刊声讨和揭批“四人帮”，却反过来了，一个劲揭露他们的右。对于“左”，则避口不提。
这样批下去，不是越批越糟糕吗?
这当然与华国锋确定的指导方针有关。
华国锋等领导人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反复强调要批判“四人帮”的极右，闭口不提批“左”。换句话说，只能批右，不能批“左”。
在华国锋的指示下，1976年11月中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宣传工作座谈会，部署批判“四人帮”的任务，只提批判“四人帮”的极右，闭口不提批“左”。
11月28日，《人民日报》根据会议精神发表了社论《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
社论说：“‘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代表了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的利益，反映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愿望。他们推行的是一条祸国殃民的路线，亡党亡国的路线，是一条极右的路线。”
社论要求抓住这个“极右实质”进行彻底揭发批判。
华国锋之所以强调批判“四人帮”的“右”，除了当时极“左”思潮在全党全国还有很大的影响之外，还有他自身的一些原因。
华国锋本人就是在极“左”思潮发展到高峰的形势下，被毛泽东的“左”倾路线推举上台的。他获得的位置和利益与极“左”血肉相连。
华国锋的思想体系也是“左”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坚决执行了“左”的路线和方针。由于这些原因，他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努力维护“左”的一套就不奇怪了。
但是，华国锋批“极右实质”的主张，在实际贯彻中不能不打折扣。
“四人帮”本来就是极“左”。随着揭批运动深入，势必要摆脱“批极右”的轨道，触及“四人帮”的极“左”。
1976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任平撰写的《一帮祸国殃民的害人虫》一文，批判“四人帮”以“革命”压制生产的“左”的谬论，说：“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搞好社会主义建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基本任务。”
1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轻工业部批判组的《自力更生，洋为中用》一文，批判了“四人帮”的封闭主义，说：“对外国的好经验、先进的科学技术都要学习，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
有的文章还揭发批判了“四人帮”迫害知识分子、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罪行。
这都是揭批“四人帮”的极“左”。
限制和反限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起来。揭批“四人帮”运动也在冲破重重限制的过程中，开辟着思想解放的道路。
“两个凡是”出台
如前所述，华国锋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遇到了严重的挑战。
他对付这些挑战的办法，就是抬出毛泽东，制造“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的思想，最早是由华国锋在1976年10月26日对宣传部门作指示的时候提出的。他说：一定要注意，凡是毛泽东批准过的，讲过的，都不能批评。
汪东兴也说过：“凡是毛主席批示的文件，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不能动。”
1977年1月，华国锋要求他的写作班子把“两个凡是”的思想写进为他准备的一个讲话稿中。他还提出，可以就此问题写一篇社论。
经华国锋批准，2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这篇社论，题目是《学好文件抓住纲》。
当天《人民日报》以通栏大字标题加框刊出。社论内文所用的字体也比一般社论字体要大。
北京其他报纸同一天以同样规格转载。全国其他报纸随即也以同样规格转载。
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全党全国，这是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主张。
这篇社论首先论证说：
什么时候，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遵循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胜利；什么时候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就失败，就受挫折。
然后，社论向全国发出号召：
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的直接目的，是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不许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因为1975年再次批邓，以及把“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都是毛泽东批准的，所以，这两个案不能翻。
“两个凡是”更为广泛的含义，则是神化毛泽东，对毛泽东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把毛泽东说过的话、决定的事都当做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够照抄照办，不许可半点置疑。
这一手，在当时还是很有威力的。
当时，毛泽东刚刚去世，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有很大的市场。一般党员群众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还缺乏认识。别的不提，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是一次反对“四人帮”的思想解放运动，实际上也是向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挑战的运动。但是，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天安门诗歌”当中，也还有“主席教导永不忘，阶级斗争记心上”的诗句。由此可见毛泽东在人们心目中的偶像地位。
何况，华国锋又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华手中有毛泽东为他写的“你办事，我放心”的“最高指示”，还有“英明领袖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功绩。所以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有很大的权威性。
再有，如前所述，华国锋凭借权力，先后发出中共中央文件和国务院文件，动用专政手段镇压敢于对抗“两个凡是”的人，强行推行“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的最大危害，是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和方针政策得以继续推行，极大地阻碍了拨乱反正和新时期各项工作的开展，造成两年徘徊，丧失发展中国的机遇。同时使华国锋等人垄断了对毛泽东言论的发布权和解释权，当政治上需要的时候，他们随便拿出毛泽东的一两句话，就可以任意设置各种障碍，定夺干部的生死。
世纪之交回眸华国锋性格行为特点
我们写这本书的时候，即将世纪之交。
在这本书中评价华国锋，是从世纪之交来看华国锋。
但这里更重要的意思是，从未来、从中国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华国锋。这可以使我们获得一个更高的历史视点。
现在有一些舆论认为，总起来说，华国锋是一朴直老实的人，就是没本事。这个看法可备一说。
但是，这种评价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论罢了。它没有抓住中国向现代化转型这一大的背景来观察和评价华国锋。
华国锋对于从“文化大革命”的痛苦中挣扎出来的中国转型需求，既没有敏锐的感觉，也没有前导性的思考。
“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实施一套“偶语者弃市”的严酷封建专制，再加上锁国政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文化大革命”冲击破坏，已经把中国拖到崩溃的边缘。广大干部群众对此早已十分不满。1976年4月5日天安门抗议运动，就是这种不满的爆发。毛泽东去世，粉碎“四人帮”之后，人民看到周边日本及 “四小龙”在这些年里获得飞速发展，十分震惊。在这种情况下，广大群众迫切希望从根本上改变“文化大革命”那种局面，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内斗局面，为国家开辟一条实现现代化的崭新道路，真可谓是举国期待。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对一个领袖做出评价，最重要的就是要看他有无时代的感悟力、洞察力，并且能否做出顺应时代潮流的反应。特别是要看他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能不能把握人心，把握脉搏，正确解决时代提出的迫切的问题。这是评价领袖人物最重要的标准。
华国锋粉碎“四人帮”有功，可是他强力推行“两个凡是”，说明他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是不及格的。
“两个凡是”表明他对毛泽东之后的时代需求麻木不仁，拿不出符合人心、符合时代潮流的对策。
从现代化的标准来看华国锋的思想和实践，他的性格和行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过去取向
“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说明华国锋更为强调的是祖先崇拜和传统尊敬。这正是小农社会为了延续家族并使人们留在土地上有效地从事农业生活所强调的价值观念。其特点是认为传统的事物最有价值，厌恶和害怕创新，认为新的东西十分可疑。中国封建社会“称尧舜、法孔孟”，正是这一特点的体现。而现代化的工业社会的人则注重未来取向，厚今薄古，喜新厌旧，立足今天与未来，愿意不断创新与改进。
二、迷信倾向
结合华国锋的情况来看，它的内涵主要是指：对权威盲目服从，神化崇拜对象。这也是前现代化社会即传统农业社会的典型性格。华国锋迷信什么权威呢？毛泽东晚年的权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权威、“文化大革命”的权威，即使这些权威被长期实践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他也要笃行不误。而现代化社会是一种更多地强调平行、思考、试验、探索的社会，对权威盲目服从和迷信的倾向较弱，由于社会向多元发展，一切都尽量代之以法律和法治，不热衷权势。另外就是多采用相对观念，理解人与事的复杂性，不把权威和习俗绝对化。
三、依赖心态
邓小平曾批评华国锋“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可以说一语中的。
“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一种依赖。传统社会的中国人，自幼及老都有强烈的依赖需要。这是因为整个社会向每个人提供的都是依赖的训练。依赖什么呢?依赖旧有的思想，依赖长者的指导，依赖单位……缺乏自信与决断。因为自由与责任相联系，所以诸多中国人宁愿舍弃自由，以回避独自承担不可测的风险和责任?对于华国锋来说，他的依赖对象是晚年毛泽东。邓小平批评华国锋说：“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离开毛泽东晚年的治国思路，华国锋就很难开辟新的道路了。而现代化社会所需要和提倡的，则是凡事自动、自立、自主，免受不必要的甚至是错误的影响。这就需要有较大的自信心与决断力，独立思考，遇到困难尝试用新的办法来解决。
四、本本主义
本本主义的特点是从本本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唯书唯上，泥古不变，理论严重脱离实际，主观和客观相隔绝。华国锋正是如此。他把毛泽东的言论当做教条、教义，不分时间地点条件加以神化。他认为只要凭着这些条条，就可以凌驾实践，指导一切，判断是非，剪裁事实。这也是传统社会传统人的主要特征之一。
以上，我们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华国锋的性格行为特点。
当然，华国锋的决策，还有现实政治斗争的功利考虑，但是，我们从他做出这些决策的心理因素和政治文化背景深入考察，是不难得出上述结论的。
这样的心理状态、政治素质和文化积淀，显然无法带领“文化大革命”之后复杂的中国走向一条崭新的现代化之路。历史是由人物的性格行为构成的。华国锋等人的思想局限客观地讲是一种历史局限。如果华国锋还是一个省委书记，那么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他未必不拥护邓小平理论。但是，他当时是一个大党大国的“一把手”，他的行为将构成历史。而在种种历史假设中，赫鲁晓夫式的反斯大林人物对华国锋来讲是一个可怕的咒诅。他不可能冒“背叛”毛泽东的风险，哪怕只“背叛”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他的经历、资格、性格以及政治资格均不足以构成一种开创性的独立行为。所以，1978年左右的中国改革历程，不是由华国锋这样比较年轻的党的领袖来完成，而是由一批长征老人来完成的。所以，华国锋等人也就与后来一些有系统的理论纲领从政治上向邓小平理论挑战的人不同。
叶、陈、王抵制“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的方针，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各种抵制和反对。
1977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
会议之前，叶剑英对华国锋的讲话稿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应该把提法换一下，为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叶剑英的意见非同小可。逮捕“四人帮”成功，主要依靠叶剑英，华国锋心里有数，全国也都是很清楚的。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曾经请叶剑英出来主持党中央的工作，叶剑英不同意。
根据华国锋的指示，这一段华国锋和叶剑英如有共同活动，比如接见国内重要会议代表等，《人民日报》头版通栏大标题是这样做的：“华主席叶副主席接见×××”。华国锋与叶剑英并列。
而且，谁都知道，当时军队领导权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叶剑英手里。
华国锋心里十分沉重，他对叶剑英是不能不让步的。
挑战接踵而来。在会上，陈云、王震等许多老同志起来反击“两个凡是”，郑重地、坚决地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恢复邓小平的工作。
这让华国锋有点被动了。他深知粉碎“四人帮”之后，这些身经百战的元老在中国政坛上的分量和巨大的影响力。
在形势的压力下，华国锋讲话说，最近一个时期，在党内和群众中围绕着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有不少议论。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我们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这就是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中央对于解决邓小平的问题和平反“天安门事件”问题，是坚决地站在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这个根本立足点上的，如不这样做，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
关于邓小平问题。华国锋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对邓小平进行诬陷打击，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组成部分。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决定继续批邓，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口，从而有利于稳定局势。至于邓小平过去的功过，毛主席早有全面的评价。1973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工作后，是有成绩的，也犯有错误。经过五个多月揭批 “四人帮”的斗争，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条件逐步成熟。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关于“天安门事件”。华国锋说，在“四人帮”迫害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但是，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我们的同志应该警惕“四人帮”余党和反革命分子的阴谋，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
华国锋在讲话中有了一些松动，这是他面临巨大压力不得不做出的一点让步。
邓小平语出惊四座
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在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情况下，给中共中央写信，从理论上反对“两个凡是”。
信中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什么是“准确的、完整的”?
三个月之后，7月21日，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作了说明：
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
邓小平还列举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些讲话加以分析，来阐释如何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说：毛泽东曾经把知识分子看成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但他也历来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曾讲过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一部分，就像“四人帮”那样把知识分子污蔑为“臭老九”。从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来看，毛泽东是重视知识分子作用的。因此，我们现在不能再继续讲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而应当从爱护知识分子出发，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样才能正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在讲话中还指出：毛泽东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
这就是“准确的、完整的”。
这就驳斥了“两个凡是”。
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了邓小平的这封信。
华国锋感到阻挡不住邓小平的复出了。
他派人找邓小平谈话，提出要邓小平出来之前写个东西，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邓小平拒绝了这个要求。他说：“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直接批判了“两个凡是”。
此时的邓小平，意气风发，指点江山。他在这个极为重要的谈话中说：
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把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
在党内高层公开讲毛泽东也犯过错误，这在当时，不啻是石破天惊。
邓小平的讲话，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为批评“两个凡是”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艰难备尝邓小平第三次复出
时代的潮流难以阻挡，坚冰开始打破了。
经过上下结合反复激烈的斗争，党心民心终于占了上风。
在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恢复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这对于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极“左”，否定“两个凡是”，为中国开辟新的道路，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邓小平在全会上的讲话，再次强调了对毛泽东思想要有一个正确的完整的认识，强调要善于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还强调说：“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
邓小平的呼吁，得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响应。
会后，聂荣臻在《红旗》杂志第9期发表《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一文说：实事求是的思想是毛主席留给我们党的最宝贵的理论遗产。
徐向前在9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的文章。文章回顾了与张国焘、“四人帮”在军队问题上的斗争，说：“我们绝不可以像有些人那样，不管路线是非，谁的权力大就跟谁跑。”“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
陈云在9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文章指出：“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
这些努力，都是批评“两个凡是”，缩小“两个凡是”的市场。
1977年7月30日，邓小平突然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主席台上。这是邓小平复职后首次在重要的公开场合亮相，全场掌声雷动。
邓小平以73岁高龄第三次复出，引起全世界轰动，成为关于中国的最热门的话题。然而，邓小平很少谈自己，他总是把话题引向中国的急迫的实际问题。
此后20年，党和国家的历史及命运，就和邓小平这个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