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攻陷美国之策略，华人必学。

究竟是整整47年前“Stonewallgirls”流下的血和泪终于沉冤昭雪，还是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终于良心发现，肯将他们的选择权“在法律的眼中得到平等的对待”？是因为“这种爱超越了死亡”，所以文明社会最古老的机制得以动容，抑或由肯尼迪总统开启的平权之门被另一位同姓法官发扬光大——“人类希望美利坚”？

感慨、叹服、动情、彩虹，人们咏唱着民主机制的伟大，传阅着大法官的判词，仿佛大洋彼岸不是一城烟火人间，而是每一个梦想都能实现的迪士尼乐园。难道谁会否认，这是“历史进步的必然”？

但历史不是一架靠消费眼泪和理想前行的机器，“为了大地的爱与正义”是漫画家笔下的主角光环，不能当饭吃的。看完各类彩虹营销的热闹后，不妨看看门道——曾经在警棍面前悲愤高歌《GayPower》的“易装皇后”们，究竟靠何种方式，在不到半个世纪之后让这个保守主义典范的国度“换了人间”？

早在1972年，一对明尼苏达州的女同伴侣因无法在当地领取结婚证，曾层层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但当时联邦最高法院称之为“无稽之谈”而不予受理。11年前，马萨诸塞州成为美国第一个推翻本州禁止同性婚姻法律的州。而在本次最高法判决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前，美国已经有37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为同性夫妇发放结婚证。对于众多倡导同性恋权益的人士来说，在这个问题上政治风口的快速和平演变不亚于一场革命。

弱势群体如果要在体制内以和平方式争取自己的权利，一定要获得强势群体的支持。著名同性恋作家戈尔·维多尔曾经这样说到：“在当今社会，政治就象演出一样，获胜者总是那些巧言令色之徒，而不是那些真诚的信仰者。”

1996年，由亿万富豪蒂姆·吉尔（TimGill）设立的“大发声”（OutGiving）成立，这个组织原本打算靠慈善影响世人对同性恋者观点——“该基金捐款给图书馆、交响乐团，甚至连丹佛自然与科学博物馆的《星际迷航》(StarTrek)展也是该基金会赞助。他的想法是，如果同性恋也支持其他人会支持的事情，那么他们就会变得更受欢迎。在接下来的十年时间里，他的基金会捐出了1亿美元。”

然而在2004年，当时任总统小布什促使11个州通过同性婚姻的禁令时，蒂姆·吉尔发现他被现实狠狠打了脸。正如论者所说，“如果一项社会政策朝着有利于同性恋者的方向而改变，其社会效益将远远高于几百篇科研报告或者同性恋小说。”

从此千江并流，如何利用政治杠杆，进而影响政策制度和法律判例，成为从石墙旅馆发端的同性恋组织之要务。

“人权战线”（HumanRightsCampaign）是美国最大的LGBT民事权利倡导团体和政治游说组织。其Slogan为“为提升男女同性恋社群的社会福利，在联邦、州和地方的层面起草、支持和影响立法与政策。”这个拥有150万名成员的同性恋政治组织，并不锁定支持某一政党，而是迫使各政党候选人就同性恋议题做出表态，然后决定资助何方，并鼓动会员投票给支持同性恋者权益的候选人。在同性恋日益受到接受的社会环境里，同性恋者即使不能成为各政党竞相拉拢的对象，候选人至少也会谨慎而行，不敢加以得罪。

2008年大选中，人权战线在“获胜之年”运动中耗资700万美元。到了2012年，人权战线执行了最大规模的动员行动，筹集捐献了2000万美元以支持奥巴马总统的连任。大选之后，华盛顿邮报强调人权战线的重要作用，在华盛顿、缅因州、马里兰州和明尼苏达州的婚姻平权以及奥巴马的连任竞选等事件中贡献卓著。

说到奥巴马，就不能不讲清楚这位总统背后的同性恋势力。

在一份1996年的问卷中，当时还只是个参议员候选人的奥巴马就表示：“我赞成同性婚姻合法化，而且会与一切反对行为做出抗争”。在2004年奥巴马以绝对优势成功竞选参议员时，同性恋者对其的政治献金超过了50万美元。2012年5月9日，奥巴马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公开认同同性婚姻的总统，就在其发表力挺同性婚姻的言论90分钟后，其竞选团队立刻收到100万美元的政治捐款，全部来自同性恋群体。

第二天，奥巴马又趁势出席了好莱坞明星乔治·克鲁尼为其举办的筹款晚会。奥巴马称昨日制造了“轰动新闻”，但支持同性恋婚姻是美国精神的延伸，“难道我们不是一个包容每个人，给每个人机会，平等对待每个人的国家吗？”这一晚，奥巴马又筹集1500万美元，创下美国政治史上单场筹款会筹集金额的最高纪录。

据分析，2012年时，奥巴马的主要“金主”中1/6是同性恋者。那一年，其竞争对手，共和党的罗姆尼恰恰就是输在“无知少女”手上——害怕失业的无产者、对革命有浪漫幻想的左翼知识分子、“人多势众”的少数族裔、喜欢球类运动的青春痘天团和享受福利政策的单亲妈妈们，哪怕这些群众47%不缴税，但谁在乎呢？

奥巴马自然也投桃报李，2009和2010年时，奥巴马分别两次任命两位女性大法官进入美国最高法院，这两位自由主义者出身的女法官，脑门上仿佛印着“政治正确”四个烫金大字。奥巴马此举，也为2015年5：4的高院最终投票结果奠定了坚实基础。

另一个在政治力场上翻江倒海的组织，“同性胜利基金”（Gay&LesbianVictoryFund）于1991年成立，其目标更加直接，就是推动更多同志成为国家公职人员。仅以2012年为例，胜利基金支持了180位LGBT候选人竞选国家公职，就有123位最终赢得选战，成功率68%，堪称美国最好的公务员考前辅导机构。

为什么同志哥当公务员的几率这么高？不妨再回头看看亿万富豪蒂姆·吉尔的努力。

要成为“大发声”组织的一员，每年慈善金必须交够25000美元，于是华尔街和硅谷的同性富豪慈善家在这里聚集了起来。为了出其不意，他们往往不动声色低调行事，一直到选举前的最后几周，数十笔个人捐款突然涌向支持同性恋的候选人，加起来足以倾覆一场选举。

要知道，在那些选情交着的职位上，有时几千美元便足以改变战场局势了。然而“大发声”把同志平权运动最有钱的捐赠者联合到一起，加起来有数十亿美元。吉尔曾经表示，自己已经花了3.27亿美元。没错，对政客而言，经济方面的考虑要比主打个人自由诉求更有效。

除了支持自己的话事人，同性恋社团也如法炮制犹太势力集中财力打击政敌的手段，并且成效显著。根据美国《大西洋月刊》报道，同性恋组织详细研究美国各地的选举地图，判定一批政治地盘不甚稳固的反同性恋政客，然后组织全国的同性恋财力，向这些政客的对手大量捐款，以期在选举时将反同性恋政客拉下马。

比如在2006年的中期选举中，美国同性恋社团“瞄准”了国会下院和各州州议会中的70名反同性恋议员，结果其中有50名被成功地拉下马，包括原本政治行情正在上涨的爱荷华州议会的共和党籍议长DannyCarroll。同性恋财力并且帮助了爱荷华、密歇根、宾州和华盛顿等四州的州议会至少一院“变天”，而防止了这些州继续制定通过反同性恋的法案。在这些政治行动中，美国同性恋社团还非常精明地着重于费用相对较低的基层选举，以最少的金钱代价，将一些突出的反同性恋政客的政治生涯扼杀在萌芽阶段。

革命当然不是请客吃饭，被“做掉”的不止是政客，2014年，由于不为自己的反同言行道歉，Mozilla新CEO布伦丹·艾克（BrendanEich）仅仅上任10天，便被迫辞职。由于他在2008年资助了1000美元支持8号提案（下文将会提到），以实际行动向同性婚姻投了反对票。便有超过7万人签署网络情愿书，来施压Mozilla辞退艾克。很多同性维权人士开始公开表示，要抵制所有Mozilla产品并转向谷歌Chrome浏览器。正如某些同性组织人士所言“这表明部分同性婚姻支持者不仅仅批评和说服反对者，而且意欲惩罚他们。”

2008年，同性恋组织在加州吃了一次大败仗，不承认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加州“8号提案”被通过。在这堪称美国史上最昂贵的州宪法修正案辩论中，支持方和反对方分别花费了3990万和4330万美元的广告费，其花销超过过往除了总统选战外所有的拉票战。Google、苹果、沃尔玛、福特、美国电力公司……都将大量的资金流入同性恋阵营的账户，然而即便如此，在民主党票仓的加州，同志哥竟还是败了一阵。

熟悉美国政治的人们常调侃说“加州在手，天下我有”。四年后，吸取教训的同性组织再次卷土重来，这一次他们没有再给对手机会。2012年时，华盛顿州有关同性婚姻合法化的74号提案公投，这次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等都站出来力挺同性组织，亚马逊CEO杰夫贝索斯捐出了250万美元、比尔盖茨和微软CEO斯蒂夫鲍尔默以个人名义分别捐了10万美元、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微软、星巴克和亚马逊等以公司名义捐款、纽约市长布隆伯格也以个人名义捐了25万美元。最终，1200万美金被筹集用于支持华盛顿州的同性婚姻合法化投票，而同性婚姻的反对者只筹集到100万多一点。

同性组织接连不断的胜利，直接改变了法学界的天空，2013年时盖洛普(Gallup)的一项调查显示，哥伦比亚特区有10%的成年人自称是LGBT群体，这个比例比任何州都高。法学院和法律行业在近年亦特别欢迎男女同性恋者，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AntoninScalia)曾在劳伦斯一案的异议中批评这种趋势。

大法官斯卡利亚写到，“当今的观点是法庭的产物，而法庭又是法学界文化的产物，后者基本上接受了所谓的同性恋议程，我指的是一些同性恋活动人士积极推动的议程，目的是消除传统上与同性恋行为联系在一起的道德耻辱。”的确如此，在自由派大法官和保守派大法官的办公室里，公开的同性恋法官助理都十分常见。据“人权战线”称，律师事务所是最适合同性恋者工作的机构，紧随其后的是银行和券商。

没错，银行和券商。别急，他们马上就要登场了。

形势在2015年时对同性组织简直一片明朗，场面堪称“百万雄师过大江”。知道吗？就在今年3月，最高法研究同性婚姻合法化问题时，一些“有影响力”的华尔街银行人士，共同向法庭提交了一份支持同性婚姻的陈述。这些华尔街银行包括美国国际集团（AIG），美国银行（BOA），黑岩（BlackRock），瑞士信贷（CreditSuisse），德意志银行（DB），高盛（GoldmanSachs），摩根大通（JPMorgan），瑞银（UBS）和富国银行（WellsFargo）……

李小琳劣迹, 遭大陆官媒抛出

直到月末，始于6月初的李小琳“被贬”传言依然没有止息的迹象。相反，日前大陆媒体刊发的长达近6,000字的“起底”文章似乎反令外界闻到一股“清算旧账”的气味。这篇由官方人民日报旗下《环球人物》刊发的《舆论漩涡中“电力一姐”李小琳》，细数李小琳此次与新组建的国电投“第三把交椅”失之交臂背后，更有多年来引领时尚界的高调奢华争议以及两次不大不小的利益纠葛输送旧闻。结尾“至于她的下一站，则依旧是个谜”则意味深长地为其未来处境蒙上了一层阴影。截至目前，此轮电力人事换血潮远未结束，李小琳6月18日出席中电国际会议时回应不满调配“摔门而去”传言，料不会是最终声音，答案应在7月份见分晓。

5月底，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与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重组成立国电投，而原本可能是国电投副总热门人选的李小琳迟迟不见亮相，令这场本不足为圈外人所道的电力高层人事调动平添了几多“变数”。直到最终，陆媒接踵曝光细节，落榜国电投领导层，传闻中的“新东家”大唐集团又不见李小琳报到。于是，其前景不妙的小道消息不胫而走。有私下甚至评断，如果发生“对抗”组织分配，对李小琳来说恐未必有效。

6月18日李小琳亮相大谈“三严三实”教育，而传闻依然是传闻。直到一周后，《环球人物》杂志刊发长篇文章，其中缕述“电力一姐”如何在父亲李鹏的影响下进入电力行业：自小是李鹏的“跟班”，十几岁起就跟着父亲去很多电站考察。“当时中国较大的水电站、火电站我都看过，非常熟悉。”看着父亲头戴安全帽指挥工程技术人员施工，她萌生了一个念头：“长大后也要像父亲那样，头戴安全帽下一线，指挥千军万马。”


更为重要的是文章将其近年频频遭遇舆论“围剿”的来龙去脉进行了细节梳理。2014年两会期间的亮相是其个人公共形象的“分水岭”。从此时起，人们惊讶发现原本被视为时尚风向标的李小琳竟然也转走低调路线。当年两会的报道中，有关她的仅一篇，题为《李小琳低调现身两会，未穿名牌手拿环保袋》。到了 2015年，她还是提着同一个环保袋，以一身看不出品牌的黑色西服搭配白色衬衫亮相。

而在此前的每一次公开亮相，她都无不是珠光宝气的红色公主装扮。这篇文章列数，2008年3月3日，李小琳第一次参加全国两会，因为一条法国奢侈品牌路易?威登（LV）的粉红色围巾成为全场焦点。2012年3月5日，以一件意大利顶尖品牌璞琪的粉色西装搭配香奈儿的长款珍珠项链亮相当年全国人大开幕式。2013年博鳌亚洲论坛上，李小琳选择白色连衣裙搭配同色外套，看似低调，却被内行人一眼看出出自法国著名高端定制品牌阿瑟丁?阿拉亚。同年10月 28日中国妇女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李小琳身着一件“皮草”步入会场，经考证乃来自意大利著名设计师罗伯特?卡沃利之手，售价4,120欧元，折合人民币3万多元。

《环球人物》引述“政治界的蔡依林、土豪中的滨崎步”的评论，并质问这是“时尚还是奢侈”，便具有很强的批判意味了。

更为“致命”的是有关李小琳的两次说不清道不明的利益纠葛传闻，也恰恰是这完成了人们对于一个红色权贵的所有负面想象，被这篇报道一一记录在案。 2013年10月，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称，李小琳曾协助苏黎世保险公司获得新华人寿的股权，涉嫌收取好处费。而当时，“距离外国公司与中国开展合法的投资保险产业尚有4年时间”。1995年，在瑞士联邦主席访问中国期间举办的国宴上，“李小琳介绍苏黎世保险集团高管与中国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赵竑、张宏伟、关国亮三人认识，这三人在新华人寿拥有控股权”。此后，苏黎世保险向位于巴哈马群岛上的一个瑞士信贷账户打入1,690万美元，并完成购入新华人寿将近1/4股份的交易。这笔钱被用于以“零花钱”的形式“行贿多位中国官员”。而此外，报道没有提及的是有消息称李小琳的丈夫刘智源即曾担任中国新华保险公司总经理助理。

2014年2月底，香港《亚洲周刊》刊登文章，称李小琳曾通过3个月的运作拿到5个博鳌土地项目的经营开发权。报道指出，从2013年1月任海南省副省长至2014年2月被调查，冀文林在1年时间里，从分管的海南博鳌项目中拨出近千亩、总价值过百亿元人民币的土地，批给一家在海南注册仅几个月、注册资本仅1万港元的港资公司，而这家公司的投资方是李小琳任董事的港资私人公司。彼时，李小琳公开回应，“做的事业肯定只和电力系统有关系”，中国电力旗下所有企业均未从事房地产业务，“绝对没有！现在不会有，以后也不会有。”有人以“不干净的心理写出了不干净的文章”。

当然，这仅仅是李小琳今天被曝光的所有争议的一部分。2015年2月9日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公布的一份揭秘调查显示，李小琳及其丈夫刘智源曾在汇丰银行的瑞士分支机构拥有存款245万美元。而其争议性的言论如倡议公民道德档案等更是不计其数。

坦白讲，《环球人物》杂志其实不过仅仅是“围剿”李小琳的众多媒体中的其中一家而已，诚如某些人所担忧，三人成虎，舆论“杀人”。对于李小琳每一次深陷舆论漩涡，所谓的家族“原罪”、本身的权贵习气等负面的标签化的舆论导向延伸可能最终偏离真相本身。不过，如果是作为一家有中共官方背景的媒体，那显然意义不同。《环球人物》似乎很难让人相信这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媒体操作，而是透露一种微妙的信号，甚至是为李小琳仕途“唱挽歌”。

于此看来，文章末尾的最后那一声追问“至于她的下一站，则依旧是个谜”可能看似中立，不带有预设感情，但实则透露了玄机。那就是，李小琳不得不离开现在的位置，进入她的“下一站”。至于所谓的“下一站”究竟是哪里，是吉是凶，最终答案只能等待。不过，想必每个人的内心至此都已经有了自己的褒贬。李小琳及其家族究竟是否“干净”，事态是否会沿着今天舆论导向发展下去，那不是媒体所能左右，而是当局的职责所在。

冻龄40年的“僵尸肉”，从何而来？

今年6月，海关总署在国内14个省份统一组织开展打击冻品走私专项查缉抓捕行动。行动的成果让人震惊，“70后”猪蹄、“80后”鸡翅……比一些年轻人年纪还大的“僵尸肉”通过走私途径，悄无声息地出现在百姓餐桌上。

　　虽然海关总署并未公开这些“僵尸肉”的来源，但既然是走私入境，那就是来源于境外。新华国际客户端就来追踪一下“僵尸肉”在国际上的诡秘行踪。

　　【战备肉】

　　在历史上，“僵尸肉”第一次作为丑闻主角出现，是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期间。当时，美国战争部以极低价格从芝加哥等地的肉制品企业采购战备肉。由于时间紧、任务重、价格低，为赚取利润，黑心企业将质量极低的牛肉运往当时作为双方战场的古巴。

　　在战场上，这些战备肉由于腐败变质或使用了过量的化学用品，导致大量士兵患上痢疾和食品中毒。再加上当时军营里疟疾和黄热病横行，这些“僵尸肉”让当时的美军遭到严重打击，最终患病死亡的美军人数是战死的两倍之多。

　　

　　这一事件被称为“美军牛肉丑闻”，引发国会调查，但最终不了了之。不过它揭露的食品工业乱象却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最终在190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肉类卫生检查法案》和《纯净食品药品法案》。

　　但 “僵尸肉”的幽灵并未从战备肉这一类属当中彻底淡出。2010年1月，俄罗斯内务部经济安全局在俄西南部的别尔哥罗德州破获一起肉制品走私案。调查人员发现，一些年龄超过30年的冷冻“战备肉”从美国、巴西、比利时、加拿大和阿根廷经乌克兰境内走私进入俄境。涉案的犯罪团伙当时从事这种勾当已有数年时间。

　　警方在侦查过程中发现，这些肉制品曾被作为“战略储备物质”长年保存在拉美某国的冷库里，已经严重过期。据侦查人员提供的资料表明，这些肉制品是在上世纪的一九七四年被冷冻起来的。

　　【黑心肉】

　　“僵尸肉”的来源除了因战略储备而严重过期外，还有一些商家昧着良心将过期的肉制品卖给消费者。近现代最著名的案例出现在德国。

　　2006 年，一家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与奥地利边境地区的公司使用伪造保质时间标签，将过期肉制品解冻、腌制，然后再次冷冻出售，警方查封了该公司约120吨腐烂肉制品，有些甚至已经过了保质期4年之久。这些肉制品解冻后模样惊人，除了呈诡异的青绿色外，还有发霉腐败迹象。

　　

　　类似案件此后继续在德国出现。2007年。德国再次出现一起全国范围的“黑心肉”丑闻，大约150吨腐烂过期的肉类由巴伐利亚州送入首都柏林一家生产土耳其烤肉的公司，经加工后分销到各地，最终出现在8个州的快餐摊点，有些甚至出口到国外。

　　除此之外，2007年2月，德国警方又在南部城市伊勒蒂森的一家冷冻厂发现数吨过期肉制品，它们来自意大利，准备运往法国和俄罗斯。

　　德国媒体认为，此类事件频发除了与德国食品检疫等执法并不由中央政府操办、而是属于地方政府职责外，还与德国人节俭、爱买便宜货的习惯有关。除了德国，美国、瑞典也发生过类似事件。

　　【蚂蚁搬家肉】

　　当在发达国家面对越来越严的监管和审查之时，僵尸肉把目光瞄准了发展中国家，近年来肉制品消费量显著增加的中国首当其冲。

　　在 6月份的冻品走私专项查缉抓捕行动中，据相关人员介绍，最常见的走私路径是：走私人员从境外以低价采购货品，用集装箱发至香港，然后发往越南海防，在中越边境的芒街拆解，雇佣边民“蚂蚁搬家式”将冻品运到境内。一个35吨的集装箱冻品由几十个边民搬运，一两个小时就能搬完。

　　

　　这一走私途径和“蚂蚁搬家”的走私方式其实早就存在。新闻报道显示，早在2004年，广东等地的冻品走私活动就呈现上升趋势。当时，由于国家有关部门陆续决定暂停多个疫情发生国禽畜产品的进口，导致大量此类产品积压香港。随着夏季来临，香港冷冻租金日高，于是货主们就不惜低价抛售寻找出路。加之广东一带鸡爪、鸡翼消费量较大，限制进口让此类产品市场价陡升，一些不法分子在利益的驱使下，从香港经海上走私冻品至广东等地分销，引发鸡爪等冻品“走私潮”。

　　

　　而在2012年，广西南宁市集中深埋销毁250多吨走私冻品，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些冻品来自美国、越南、巴西等国家，并从越南走私入境，走私分子以南宁作为中转站，将这些冻品销往我国部分省区。

美国民意，正在左转

距离明年美国大选投票日还有一年半，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已经有16名候选人宣布将角逐党内提名，争取代表本党参选总统。未来几周，还有多位有意参选 者将宣布加入候选人的行列。今年的候选人阵容是我来美20年见到的最为壮观的一次。面对如过江之鲫的候选人，虽然很难预测谁将问鼎白宫，但关注美国的大选 结果不但可以了解美国的政策走向，而且有助于把握世界经济及政治格局。而美国民意正是观察美国大选进程及政坛变化的风向标。

了解美国民意，当然不能只看华人朋友圈热议的话题。一般认为，关注美国媒体报道的各类民意调查是追踪民意变化的捷径，但这还不够。美国的民意调查均由非政府 机构进行，如皮优、盖洛普等专业民调公司以及报纸、电视网等媒体机构。媒体对各类民调予以充分报道，例如美国民众在投票意向上的差别，候选人的支持率、选 民关注的重大议题及政策制订。在美国，民意调查机制相当成熟，其结果深得普通民众，政府官员及专业人士的信任。民调也是民众参政、议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但民意多变，而民调本身并不构成制约选举政治的规定和法律。

另一个了解民意的可靠路径是关注美国最高法院每年审理的案 件。这些案件的审理与判决都深刻反映了民意变化。美国最高法院是唯一由宪法规定设立的法院。宪法不能等同于法律，宪法是最高法，根据宪法创建其他法律。据 此，美国最高法院的重要职责是对宪法做出最终解释，裁决涉及宪法解释的案件，判定某项法律或政府行为是否违宪。

具体而言，美 国最高法院主要有两种权力：第一是上诉管辖权，即上级法院复审下级法院判决的权利；第二是初审管辖权，即有初次审理案件的权利，如涉及大使、公使、领事及 州政府为诉讼一方的案件一般由最院直接受理。其中，尤其当两个以上的州涉及争议时，最高法院拥有绝对管辖权及最终解释权。高院的裁决因此成为案件的终极裁 决。

与很多国家不同，美国有52个法院系统，即50个州每州一个，另有哥伦比亚特区，再加上一个联邦法院系统。美国各州的法 院系统是依据本州宪法而确立。美国大部分案件都可以在地方法院内了结，一些存有异议的案件多数在上诉法院中得到解决。不过，每年仍然有8000余案件送达 最高法院请求审理。最高法院具有司法自主权，有利决定哪些案件可审或不审。通过筛选，最高法院每年只选取80个左右的案件进行审理。

那么，什么样的案件最终能够摆到最高法院九名法官面前呢?美国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主要有三类：（一）下级上诉法院关于案件提供了与联邦法律相矛盾的解释； （二）涉及美国宪法的案件，即能对宪法产生重大影响的案件；（三）具有重大国家意义的案件。而最后两类案件的审理最能反映美国民意，其审理结果将影响美国 的国策制订，并可能改变未来的政治生态。

本月美国最高法院将对两个争议最大的案子作出判决，即同性恋婚姻及奥巴马政府提出的 让全民参加"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又称为“奥巴马医改”）。由于美国人多数信教，他们以往在对待这类问题上一直倾向于保守，如捍卫传统家庭伦理，反 对同性恋婚姻；不相信大政府，因此也不支持政府出台所谓的奥巴马医改等。不过，近年来美国民意急速左转，多数人开始转而支持以民主党为代表的自由派观点。 目前美国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支持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奥巴马医改、女权运动、黑人及其他少数族裔的维权运动，主张给非法移民后代定居、投票等机会。这些赞同 自由派主张的美国人比例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高。

美国有线新闻网（CNN）和欧维希国际市场调研公司的最新民调显示，五月底43%的美国人他们普遍赞同“奥巴马医改”。分析本次民调可以发现，另外有55% 的美国人反对该法案，但其中15%反对该法案的美国人说，他们反对的理由是该法案没有全面反映自由派的主张，即政府应该推行全民健保的单一付费机构，而不 能让众多的医疗保险公司借机获利。而支持让私营公司获利的正是共和党保守派的一贯主张。如果把支持“奥巴马医改”及认为该法案不够“自由化”的比例相加， 美国有58%的人支持这项法案。这一的结果与奥巴马2010年首次提出该法案时的支持率有天壤之别。当年，国会通过这一法案后，多数州政府、不少公司、机 构和个人纷纷向法院起诉，认为这一法案部分或全部内容违宪。今天，众多的美国人支持“奥巴马医改”也说明，它给不少民众带来了好处。这也是共和党人对此转 而保持沉默的原因。

反映美国民意左转的另一个公众话题是同性恋婚姻。最新民调显示，63%的美国人认为，“同性恋享有宪法规 定的结婚权利，他们的婚姻应该受到法律承认。”而五年前，持相同观点的美国人只有14%。所有民调都显示，民主党人支持同性恋婚姻的人远多于共和党人。五 年来，支持同性恋婚姻的共和党人由27%上升到35%，而民主党人从2010年的56%上升到今天的74%。

一场大便引发的“血案”， 公司赔员工220万美元

近日，一家位于美国亚特兰大的阿特斯拉物流公司被指越权强制员工提供DNA，结果被法院判决支付220万美元赔偿金（约合人民币1366万元）。

　　事情起因是这样的，该公司发现工作场所有成堆大便，在调查中，根据现场情况判断是内部员工所为，最终认为Dennis Reynolds和Jack Lowe有重大嫌疑并强制要求他们提供DNA。

　　经过DNA对比，结果两人都被排除了嫌疑，不过事情没有就此结束。作为一家公司，你有没有权利要求员工接受DNA测试呢？法院的判决是：阿特斯拉物流公司已经越权，需要向两位受害人赔偿220万美元，其中绝大部分（175万美元）为惩罚性赔偿金。

　　对此，阿特拉斯物流表示将向法院提起上诉，希望减少最终的赔偿金额。

李鹏等中共高官的 “改名换姓” 史

据多维新闻报道，中共前领导人乔石日前逝世引发媒体对中共领导人改名换姓的解读。文章披露了包括陈云、华国锋、李鹏等领导人早期的姓名，但蹊跷的是该文章所在的微信客户端遭到举报删除。
      
    2015年6月14日，中共第十三、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逝世，不少人通过相关新闻才第一次知道，原来乔石并不姓乔，他的原名叫蒋志彤。
    
    对此，“南方周末”发表文章称，其实中共领导人，不少人后来的名字都是经过改名换姓之后的名字，且比原名名气更大，流传更远。如陈云原名叫廖陈云，华国锋原名叫苏铸，彭真原名叫傅懋恭。他们改名换姓的原因各异。
    
    文章称，华国锋的名字是1938年苏铸上山参加游击队时改的，在华国锋逝世后，新华社发表的生平中说改名是“因革命工作需要”，更具体的原因，有篇回忆文章提到，华国锋的侄女曾问他为何将自己的姓氏也改了，华国锋回答说，那是取自“中华抗日救国先锋队”。
    
    在战争年代，有些人改名是出于对理想的追求，因从事地下工作使用过许多化名的彭真，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人生在世，要一辈子追求真理、服从真理。”因此他1937年到延安后，将名字改为彭真，此后一直没变。
    
    与大多数人改名因为“革命需要”不同，陈云的改名与家境有关。陈云幼年父母双亡，被舅舅作为嗣子收养，舅舅姓廖，于是叫廖陈云，舅舅亡故后，陈云又改回了原名。
    
    在早期中共领导人中，博古、洛甫这些人现在被大多数记住的名字，也不是他们的原名。博古原名秦邦宪，在苏联学习期间，按照学校的规定，每个留学生都取了一个俄文名字，秦邦宪的俄文名字叫bOГYHOB，译为中文就是博古诺夫。回国后，因为参加革命活动要隐姓埋名，于是秦邦宪就取俄文中译名的前两个字作为化名使用。同样，“洛甫”也取自张闻天俄文名中译。
    
    与这些“改名换姓”的领导人相比，不换姓只改名的就比比皆是了。比较广为人知的是，邓小平原名邓先圣，郭沫若原名郭开贞。但更多的是鲜为人知，如瞿秋白原名瞿霜，刘少奇原名刘渭璜，朱德原名朱代珍，叶剑英原名叶宜伟，董必武原名董用威，徐向前原名徐象谦。
    
    文章在最后指出，作为领导人中的“革命后代”，原国务院总理李鹏的原名叫李远芃。2014年出版的《李鹏回忆录》是这样记录他的改名过程的：李远芃到了延安之后，有一天，蒋南翔到他住的地方聊天，对他说“到了延安之后，一般都要改名”。蒋南翔觉得“芃”字比较生僻，建议他改一改。李远芃同意改名，并请蒋南翔帮他改，蒋南翔想了一会说叫“李鹏”，“鹏”字意味着对他的希望，希望他将来为革命、为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有网友对此表示，“名字都是假的，还有什么会是真的？”“为什么这篇文章在微信被举报。最后一句真的不是在黑李?”
    
    近期与李鹏家族有关的消息成为大陆关注的焦点。先是月初传出李鹏本人病危的消息，然后是李鹏的女儿李小琳被免去任职多年的中电投职务，去向不明，一度传出她被限制出境。17日，官方又高调报道，李鹏长子、山西省长李小鹏率团赴美国访问，随后便有香港媒体引述消息称，出访后李小鹏的职务也将会有变化。18日，李小琳以中电国际党组书记、董事长身份现身回应“摔门”事件。 

习近平智囊获最高经济学奖 释放出重要信号

十六届(2014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奖作品公示已于昨日（6月23日）公示，获奖者包括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以及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等，不过，最吸引人注意的获奖人是刘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发表于《比较》杂志的论文《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获得论文奖。

　　媒体此前报道，作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62岁的刘鹤曾参与多项国家改革方略设计，被外界认为是中国经济政策的核心智囊，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操盘手”。

　　观察者网此前报道，《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一书总结出两次全球大危机的十大共同点，并针对我国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背景提出三点政策建议，分别是：1、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做出预案；2、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谋求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3、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抓好重大课题的务实超前研究。

　　刘鹤是谁？

　　在大众眼中，刘鹤其实没有他的那些发明那么有名。比如现在叫得很响的“顶层设计”一词，就出于他的构想。“顶层设计”这个名词最早来自信息产业，出现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时任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副主任的刘鹤全程参与了该纲要的起草过程。他对此名词是这样解释的：“顶层设计包括基本的价值取向、要达到的主要目的，以及先后顺序。因为中国已经过了东试一下西试一下的阶段。”

　　刘鹤在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过一个著名观点：未来20年驱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力量只有两个，中国的城市化和发达国家高技术的扩张。这个观点在很多场合多次被他提及。

　　刘鹤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期间主笔的《中国产业政策的初步研究》报告，受到国务院负责人的高度重视，因此被调到国家计委从事产业政策工作。在国家计委工作期间，刘鹤主持制定了11个国家产业政策，其中5个由国务院正式对外颁布。他参与了“八五”计划、“九五”计划和“十五”计划，还参与“十二五”规划编制，同时还是十六届三中、五中、六中全会和十七大、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文件重要执笔人。

　　有政策研究人士称，近年来的一些重大经济政策，都能在刘鹤的论著和言论中看出端倪。本届政府放在重要位置上的城镇化战略，也出现在刘鹤2006年的一封“锦囊”里。他于当年发表《拉美经济的主要挑战和经验教训》一文，认为拉美经济的主要问题是大量原农牧业劳动者未能被现代经济部门吸纳，导致城乡二元结构固化；并建议中国稳步推进城市化，发展服务业和非国有经济，避免拉美化。

　　查询可知，《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缘起2010年中央财办启动的“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课题，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1929年大萧条的发生、演变和影响进行比较研究，期望以史为鉴，理解今天，展望未来。项目报告最后写道：本研究报告的课题组组长刘鹤，总报告执笔人刘鹤。本文形成初稿后，分别征求了吴敬琏、樊纲、易纲、李扬、韩文秀、卢迈、刘春航、魏加宁、蔡洪滨的意见，同时还征求过中央财办内部杨伟民、蒲淳、刘国强、尹艳林、赵建的意见。报告最终成书出版，报告核心成果刊登于2012年10月1日出版的《比较》杂志。

　　据介绍，“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课题组邀请了人民银行、银监会、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家开发银行等单位参与研究。参与单位分别从国际政治经济、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微观机制等角度展开研究，完成了专题研究报告。中央财办进行了综合研究，完成了总报告《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研究成果已经在为中央决策服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一书中，刘鹤尤其写道：大危机在人的一生中往往仅会遇到一次，决策者缺乏经验，又总是面临着民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被政治程序锁定和不敢突破意识形态束缚，这几乎是普遍的行为模式，这一点在最近的希腊危机中表现的最为明显……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是中国经济学领域最高奖项，评选始自1984年，每两年评选一次，评选工作由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负责。观察者网查询到，为纪念孙冶方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大贡献，经济学家薛暮桥、于光远、许涤新……发起于1983年6月19日成立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励基金委员会”。

大多中国人只崇拜钱与权力 不懂体面?

当前正投身美国总统竞选的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此前曾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并对将来的中国进行预测。她提到，中国全民上上下下唯一的崇拜就是权力和金钱，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获取权力或金钱就是生活的一切，就是成功。这样的国家如何赢得尊重和信任？

“在中国人眼中，受教育不是为了寻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质量，而只是身份和显赫地位的象征和标志”；“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最近，一份美国智库研究中国现状并递交白宫的分析报告，在网络上流传甚广。

以往，美国智库研究中国，大多集中于经济或军事实力的改变。现在，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关注却更胜一筹，这似乎也代表了外部世界正在兴起的一个流行趋势。

当外界解读中国社会现状时，目光和语气中透露出很多的不认同，与此同时，复杂和矛盾的心态也同样值得玩味。

深谙中国人情世故的一面

不久前，重庆“东方之星”沉船事件中，数百人不幸遇难，其中包含97名上海人员。在救援工作还在进行时，一组对比照片引起关注：一张是上海街头大屏幕欢庆股市突破5000点；另一张是在同一时间，在与沉船事件没有任何关联的日本街头，大屏幕悼念“东方之星”的沉船人员。

这一幕，令人联想起当前流传的一份报告。据称，美国第一智库兰德公司，向白宫递交了一份关于中国现状的分析结果。这份报告中提到三项内容，即中国当前的教育、人口及其品质。

报告在“中国人的致命弱点”中直言，中国人缺乏诚信和社会责任感，他们不了解作为社会个体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普通人通常只关心他们的家庭和亲属，中国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个理性的社会基础之上。他们现在最痴迷的就是男女之事。中国人只在乎他们直系亲属的福址，对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人所遭受的苦难则视而不见。毫无疑问，这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势必导致自私、冷酷，而这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很显然，美国社会一向标榜“以法治为治国基础”，对中国社会“攀关系”模式的不认同十分明显。

在这份报告中，美国智库透露出深谙中国人情世故的一面。报告称，在中国，特别强调所谓的人脉，这正反映了中国不是以理性为标准，而是以关系为标准的社会。这导致制度无法遵守，诚信无法普及，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关系，关系之下，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这就导致了人们可以无视一切，只要有关系就行。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是中国目前社会乱象第一个最重要根源。

报告作出评论称，由此可见，那些整天振振有词讲人脉的人，多么愚蠢可笑。殊不知，正是这种关系，帮助你达到了目的同时，也无时不刻在伤害他人与社会，并最终伤害到自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极致拜金之下的矛盾解读

实际上，除了对整体社会层面进行剖析外，美国智库对中国个体的研究更为深入。其中，引发广泛解读的一点，就是极端金钱崇拜以及它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据称，当前正投身美国总统竞选的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此前曾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并对将来的中国进行预测。她提到，中国全民上上下下唯一的崇拜就是权力和金钱，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获取权力或金钱就是生活的一切，就是成功。这样的国家如何赢得尊重和信任？

极致的拜金令不少学者感到沮丧，并将这样的现实与未来中国的命运紧密相关。

不久前英国《金融时报》也曾刊登“挥之不去的中国拜金主义”的文章，同样为某智库的研判。文章称，中国的拜金主义倾向令人厌恶，但却又挥之不去。在中国，有点钱的人，傲慢得不得了。你在机场随时看到一些穿着以价格高昂而著称的名牌、却同时风格和色彩搭配严重冲突的人士，大咧咧地展示着自己的形象。一方面很多中国人喜爱昂贵的宠物，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儿童的艰难处境置之不理，甚至可以用车碾压儿童，周边众人视之不见。

报道称，在中国，乡村中的所谓“留守儿童”的数量高达6000万之众，因为父母忙于在城市中赚钱，他们实质上被遗弃在了乡村。在中国，高速公路上一辆货车因出事故而翻倒，众人赶来，不是伸手援助，去抢救伤员，而是蜂拥而至，疯抢倾倒的货车上的货物，以至警察挡都挡不住。至于拿钱“砸”人的，用钱为非作歹、不择手段的，有钱的富二代、富三代聚众淫乱的，更是屡见不鲜，时有所闻。金钱在中国，重要的是拥有，而无人在意你怎样拥有。这样的社会几乎可以说是拜金主义走向极致的社会。问题在于，能否和如何改变这一现象？中国有可能从粗野走向理性和文明吗？这是一个艰难的重大挑战，现在还没有答案。

担忧者认为，如此下去，中国在社会发展上就与世界的大潮流相背离。未来的中国，不一定会惯性地“自然而然”的持续开放，它甚至有可能再次与世界相隔离。

不过，这样的担忧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中国人在严重拜金的追求下，却很可能在事实上助力于中国整体金钱实力的迅速崛起。中国国力的迅速提升已是有目共睹。虽然这二者之间的关联尚待学者们论证，但当前的事实却又成为西方解读中国的另一个焦点。

“中国将打造新的伟大帝国”，德国《世界报》这样写道。很显然，在金钱实力的决定下，中国可做的事情很多。报道称，这个帝国将使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变得更有效率。所有这些，都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知道的、前所未有的规模与速度向前推进。比如，三沙市，这座城市，它已经成为管理南海的中心。按照北京的计划，南海在未来将成为落实其政治贸易扩张、保障资源和能源载体供应的出发点。同时，也为其向南亚和非洲出口商品提供保障。为此，还制定了“丝绸之路”战略。该战略借助于经济走廊而将40个亚、非、欧国家的30亿人口连接起来。也就是说，把世界上的一半人口纳入其中。《世界报》写道，中国正在努力向前，以使这个理想变成现实。

国民素质与教育失败的感叹

外部世界关注中国社会现状的第三点，则是与当前国力十分不符的国民素质。原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对中国人的评价耐人寻味：凡事喜欢抢，从出生抢床位，到临终抢坟地，从头抢到尾；动辄批判外界，却很少反思自己；不愿为执行规则所累，宁愿为适应潜规则受罪；不为大家的利益奋斗，愿为大家的不幸怒骂……其中无一不体现出素质教育的缺失。

就连中国的教育学家也承认，尽管中国在经济、政治上都在走向世界一流国家的路上，但中国的国民素质却是三、四流的国民素质。现在中国社会矛盾，很大程度上也和国民素质有关，整体的信仰缺失、道德滑坡，会严重地导致社会的混乱，这会极大地制衡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也会拖延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曾有人说，德意志民族的成功，在小学教师的讲坛上就已经决定了。国外教育从基础开始，就非常重视整个社会规范，而这却是中国教育薄弱的一个环节。三流的国民素质必然无法持续支撑形成一流的国力。从学校开始进行素质教育，这已经是刻不容缓。

美国智库的报告就指出，中国是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但无限制生育政策使得中国成为了无限廉价劳动力的输出国。这些输出也包括那些受过教育的劳力输出，除了他们的教育水平，实则和其他一般苦力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在“中国教育存在问题”中，报告称，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别人那里得到尊敬，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了别人的幸福做过什么，而只是因为他们获得、占有了相当的知识。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一群仅仅通晓考试，却从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中国的教育体系制造出一群投机分子，他们渴望能够受益于社会所提供的好处，却毫不关心回报。

中国国家整体崛起水平非常之快，令许多人感到震惊。如果中国慢慢具备了一流的国力，后面有没有一流的国民素质相陪伴？

中国的国民素养问题正成为各方舆论都在关注和研究的焦点。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解读中国正成为一种流行。一个简单的现象就能对此加以说明：走在日本、俄罗斯、欧美各国……在这些地方的街头书店，会找到不少反映中国社会现状的当代书籍。据悉，特别是那些反应小市民的思想、行为的书尤受欢迎。目前，各国的汉学家都在努力把中国社会的现状介绍到世界，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就是其中之一。据其透露，现在美国读者更注重眼前的中国。除了看报纸上的报道，他们更希望了解文学家怎么看中国社会。

热衷预测中国社会将何去何从

许多专家学者都热衷预测到2020年时，中国会变成一个怎样的国家。哥伦比亚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马科斯.特洛吉近日撰文称，中国认为，美国正在衰落，而中国在壮大。尽管中国最高领导层很少表达这种看法，但人们越来越能从中国政府以及商业精英的态度和世界观中感受到这一点。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一样，中国正在海外大举收购企业和房地产。中国正斥巨资投资能源，并在获得许可的情况下，对土地、矿产资源以及农业领域大举投资。中国的足迹遍布全球。

然而，从内部来看，分析人士也指出了中国社会健康发展却面临几大羁绊：一是城乡文化差异明显。中国前所未有的城市化速度遗留下的一大问题，就是农村人口融入城市生活的挑战。二是代际差异很大。中国的教育体制是失败的，年轻一代不但在文化认知方面与上一代愈行愈远，甚至还发展出了日新月异的网络语言系统，彻底隔离了上一代，阻断了信息的必要传承。三是特权与百姓的矛盾在继续。当这个问题与中国的治理结构和治理基础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就更有可能发展成一个社会死结，无法得到真正解决。分析认为，在失望与希望经常性交替出现的同时，中国社会治理结构所能够维持平衡的，恐怕还是金钱。就此而言，拜金主义在中国并非是偶然的、短暂的社会现象，而是有着深刻社会内涵和社会背景的异类社会哲学。

这样的分析，或许也能解释美国智库报告中的那段不怎么令人舒服的描述：大多数中国人发现他们不懂得精神灵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这样的概念，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对性和食物贪婪的那点可怜的欲望上。

不过，真正读懂中国并对中国的未来加以判断，并不是一份智库报告就能决定的。中国社会的转型和走向，仍有待观察。39岁的庄思博是罗切斯特大学的人类学助理教授，也是《焦虑的财富：中国新富阶层的金钱与道德》一书的作者。他试图通过关注中国富人对中国社会的转型加以判断。在接受美国《纽约时报》采访中，庄思博描绘了中国男女在商界获得成功的复杂方式。他探讨了为什么这么多的中国富人移民到国外。庄思博称，自己正在亲眼目睹一个社会的转型。他看到很多人在向往更高雅的品味，更美满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只知道山珍海味，去夜店喝酒。

与此同时，英国西顿文化礼仪公司总经理詹姆斯·赫伯特也在CNN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从前，中国富豪都以购买名牌商品来彰显自己的地位，如今他们开始了学习知识以凸显与众不同。英国的这家礼仪公司向中国新一代富豪们提议开办的训练班分为好几类。越来越多的中国富豪送自己的子女去国外留学。西方的许多礼仪学校开始把青少年做为教学的重点。伦敦的“奢侈学校”就把中国富豪的子女做为重点教育对象。

中国的未来会如何，这是所有人都想知道答案的问题。不管怎样，一个多世纪以来，包括中国自己在内的整个世界，已经为中国的弱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世界需要一个健康的中国。

中国必须摒弃“太监化”

虽然我国百年前已结束沿用时间和规模领先世界的太监体系，作为文化习俗、个人行为的太监化倾向迄今尚未绝迹。

　　因其严重性和普遍性不一定被广泛认识到，反而不时以不同面貌被“发扬光大”。在有些时候、有些范围，过度太监化可以毒害社会的健康。太监化的人和行为泛滥的国家难以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

　　什么是“太监化”？没有人格、不负责任地讨好强权，没有是非、不择手段获得物质利益，没有理想、不利集体而寄生于社会，皆属文化习俗、个人行为的太监化。

　　历史上的太监无需负责只要讨好强权，多为生活所迫服务于权势而解决个体生存问题，情有可原；现实的“太监”不为公事、公众利益担责任，而自愿选择献媚于强权而牟私利，难以谅解。

　　古时，太监服务的对象单一；现代，“太监”顶礼膜拜所有可以一时为其提供利益者。

　　太监化的人格无理想，获得生活资料苟延残喘就是其生命的意义，无异于宠物取悦于主人；太监化的行为没有是非准则，只有利益之争，无异于将人类文明退化为动物世界。

　　很多人认为，现代我国无太监。其实，目前不少人公认，在中国“成功”必须“夹着尾巴做人”，无异于太监化潜移默化在社会普及的结果。不仅有人自豪于 “夹着尾巴”成功，而且有不少父母老师教育后代应该“夹着尾巴”，不知不觉培养太监化后来人。“夹着尾巴”者想法无需独立，宁可人云亦云；行为不要突出，宁可少做不做；做事不愿太好，宁可偷工减料。“夹着尾巴”者甚至日常积极摆出“乞摇状”，以彰显无能而不会威胁他人，以面子上讨好资源掌握者，获得接纳和支持。这些都是在积极实践太监化习俗。

　　有些人“夹着尾巴”一时后，待有适当的职位时确实做事情，可以算是被社会所迫；但不少人久而久之“夹着尾巴”成习惯后，最后无论获得什么机遇、条件都不能恢复正常做人的样子，一生将太监化进行到底，还因获得权钱而洋洋自得，不知自尊何物、羞耻何事。

　　太监化对社会有多方面的危害。

　　社会重大问题，本需多方面积极参与，提出多种方案，在争论和批评后提炼出试用部分，经过探索而推广。太监化的做法只给上级撑一时的面子，不为国家长远着想，并不真正帮上级解决实质问题，只顾监管压制下级，导致广大群众都不愿意动脑筋解决问题，责任往上推，事情给他人做，只争自身利益不做公事，所以我国社会多层面呈现外战外行、内战内行、长期内斗、热衷内斗的现象。

　　对文学艺术的监控机制，体现了制度化的现代太监化体系。一些本来有才华的人不仅自己不出产创造性的作品，还不准其他人探索。一些本无才华的人变成“艺术家的太上皇”。他们太监化地禁锢我国艺术家，导致艺术质量低下，产出全国多数人不满的幼稚化娱乐。

　　相对我国其他行业，太监化的问题在科技界算比较轻微，因为国家鼓励科技创新而未设限。但太监化仍以习俗的方式渗透到科技界，一些人以“夹着尾巴”为人生信仰，导致有些研究也以看人眼色、拉关系为标准。

　　重要科学工作是每一代新人别出心裁敢想敢干的结果，不是听从其他人的指挥，不是顺从大家的想法，在关键之处并非四平八稳而需要力排众议，敢于坚持自己的探索，有自己的思想，走自己的路。对多数杰出科学家来说，在创造力高的时期常不能四平八稳，而容易与众不同，并不容易调和。如果大家都能很快认识和接受新颖的观点和做法，一般也就不是很有创造性。在大量与众不同的想法中，多数创新也可能并非好的想法，但要允许这些想法大量产生和探讨，才能发掘其中少量真知灼见，让它们生根开花结果。不提倡思想独立、鼓励“夹着尾巴”的文化，不利于我国出现大规模创造性的科学建树。

　　在太监化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以前，恐怕难以使全民动脑筋发掘真知灼见，竞相努力做好事情，而大家不负责任的态度也就难以使我国变成领先世界的国家。在无禁区的科学领域，我们中国都不先进。如果我们的人文社科、国家管理等领域禁止独立思考产生新思想、探索新道路，那么我们在这些方面的水平只能更低，甚至有做侏儒的可能。太监化者自然不介意大家成为侏儒，但负责任地为国家和民族长远着想而高瞻远瞩者，应该规范地鼓励我国各个行业积极主动循序渐进，不断拓展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的前沿。

　　个人耻于太监化，社会摒弃太监化，国家警惕太监化，乃强国之必需。

巨变：希拉里全面左转，比左还左

撒切尔夫人时代谢幕后，又一位“铁娘子”开始展露锋芒，“强势”已然成为外界针对希拉里（Hilary Clinton）所做评论当中最常出现的词。而在美国第一夫人、参议员、国务卿等一系列头衔之外，这位传奇女性近来又添了一个新的注脚——2016美国总统大选最有力竞争者。继2008年失利于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后，希拉里又一次向白宫发起冲击。希拉里积极发表政见。日前美国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的枪击案再次引发拥枪权争议。她在全美市长会议上呼吁美国人认清现实，推动改革以便更严厉管制枪械。这样才能避免枪击惨案再次发生。

然而，无论是4月12日她正式宣布参选，抑或6月13日举行了首场大型造势集会，人们能够从其慷慨陈词当中可窥的或许不止未来施政设想，同时还包括全面左转的倾向。
 
比左更左
 
正式宣布参选两个月后，希拉里6月13日在纽约举行首场正式的竞选集会，打响问鼎白宫之战。不同于2007年1月正式宣布角逐2008年总统大选后，首站便赴选战重地爱荷华州拉票造势，并将重点放在如何为小布什清理残局，且花费大量时间介绍自己担任参议员期间做出的成绩。本次演说中，希拉里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向工薪阶层家庭提供承诺与支持之上，她首先提到了美国前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的理想，“机会平等，为可以工作的人提供工作岗位，为需要安全的人提供安全保障，结束少数人的特权，保护所有人的公民自由，不断提高多数人的生活标准”。并强调，“你们不成功，美国就不能成功……经济不能仅服务于顶级阶层”，“我不是为某些美国人而选，而是为所有美国人而选”之上。
 
通过对希拉里演讲的词汇进行分析，人们可以更加直观地发现，相比于上次其2007年强调工作（Work&Job）47次、总统（President）20次、美国（America）20次、女性（Woman）17次、许诺（Promise）7次，以突显自己作为女性参选人的身份以及必胜信心。她这次的关注重点则更多地放在美国、工作、家庭（Family）、生活（Life）、税赋（Tax）、民族（Nation）之上，这几个词出现的频率分别为64、50、15、9、6次。诚然，为聚集更多选票，打“民粹”牌成为众多宣布参选者必然选择，在此意义上聚焦中产阶级利益和社会收入公平，成为希拉里竞选策略之一并无可厚非。但若详观她的这样一种“左派”言论，或许不难发现其中还极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色彩。
 
包括利用国家权力（即美国右派所反对的大政府）进行财富的再次分配，以此来缩小贫富差距，惠及中产和穷人，实现“公平正义”。将家庭、信仰和工作置于其新政治理念的中心，并强调互惠、互助与团结，提供更富人情味、更注重公正与平等的社会发展模式，这莫不是传统左翼政治理念的核心要素，更何况追求“公平正义”还是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义。就此来观，希拉里似乎深受“习效应”影响，而采取了趋同的策略。
 
在美国，广义上的自由主义被许为左翼，希拉里所在的民主党恰恰是自由主义的代表，只不过近来她的一系列表态当中的左翼色彩，不仅远比民主党，甚至要比她自己一贯所持观点更左。无论是4月12日希拉里选择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了其正式参选消息，在这样一段名为“启程”（Getting Started）的长约2分钟视频当中，阐述“家庭强则美国强”的观点。指出，“美国民众正努力从艰难的经济形势中脱身，但这一平台仍然在向高端阶层倾斜。美国民众每天都需要一名冠军，我想成为这一冠军。这样你们可以做得更多，而不是仅作看客。你们可以向前迈步、置身未来。因为只有家庭强大了，美国才强大”。
 
抑或她将炮轰企业高管薪酬过高作为自己参选“第一把火”，强调“美国家庭面临财务困境之际，企业执行长的平均收入却是工薪阶层平均收入的300倍左右”。5月初就移民问题表态，美国需要将问题百出的移民系统治理好，任何相关的法案都应当包含能够让已经在美国境内的目前没有持有合法身份的人口最终能够获得“全面的、平等公民身份”的路径。13日在纽约罗斯福岛举行首场造势大会，她向支持者承诺一旦当选总统，将解决收入不均问题，又赞扬劳工阶层带领国家走出金融危机的阴霾，强调每一个美国人都应分享到经济复苏的成果。她又向华尔街和金融业开炮，称“经济繁荣不能由CEO(公司行政总裁)和对冲基金经理独享”、“民主不是亿万富豪和大企业专有”。14日又在得梅因发表演讲时将大部分时间都放在谴责收入不公上。不仅抨击共和党对手提出了她声称是“主要减弱经济的政策”，还抨击对方没有接受气候变化的协议与妇女生育自主权利，指责共和党人“不愿帮助那些彼此相爱的同性恋人士”。
 
当希拉里开口承诺，如当选“将让经济为每个美国人服务，而不是服务于权贵阶层”，并反复强调“穷人的选票比华尔街的钱更重要”，这或不仅仅局限于一种竞选策略，希拉里已然比外界想象的要更左。

左翼引导美国
 
在某种意义上，希拉里是一位富有争议的政治人物。从年轻时期支持共和党，到后来转而参与民主党，她不仅徘徊于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即便是在加入民主党后亦游走于党内自由派和中间温和派。而其出任美国务卿期间，更有观点认为她在国内事务上无疑是自由派，在国防外交上却是民主党内的鹰派。正如希拉里的前纽约参议员同事舒默（Charles Schumer）所言那样，她是“你一生中从未遇到过的最难以看清楚的人物”。希拉里的主张以及真实立场，确实不容易被参悟。然而，正如观察人士所指出的那样，相比于她中间派的丈夫，无论是在克林顿任职总统期间还是在2008年希拉里首次竞选期间以及当前，至少在经济议题上她立场确比克林顿更为左派。
 
希拉里并非简单的“克林顿2.0”。克林顿任职总统时减少了财政赤字，呼吁自由贸易，推进福利改革，降低资本收益税率，而最被人记住的莫非他的那句“大政府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然而，曾在克林顿政府早期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的帕内塔（Leon Panetta）则于2014年在他所撰写的书中提到，希拉里曾经在克林顿总统时期讨论“削减赤字”时问道，“为何不给医疗改革等其他项目留更多空间”。此外，当克林顿首次提交预算报告之后，希拉里明显反对将福利改革视为优先要务，并试图推动医疗改革。2008年希拉里在竞选总统时，更是明确表示要增强联邦政府在美国经济中的角色，这也与克林顿的做法大相径庭。2008年1月末，希拉里接受《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专访时曾提及“高效且有力的政府”。相较于人们普遍认识到的克林顿的“左”，希拉里显然要走的更远。
 
伴随大选机器再次开始运作，希拉里与克林顿的政策分歧也将越来越多地浮出水面，诚然希拉里仍希望从克林顿的政治成就、声望及口才中获利，但她毕竟不是克林顿。1971年，年轻的希拉里曾给左翼激进主义者阿林斯基（Saul D. Alinsky）写信称，“亲爱的索尔，你的新书《激进者守则》何时出版，还是已经出版，而我却错过了？”这样一段信函在被揭露后，曾掀起不小范围的热议。尽管也有分析指出，“如果你20岁时不是自由派，只能说明你无情；如果你到30岁还不是保守派，只能说明你无脑”，不同人生阶段确实会影响政治倾向，这种转变有着深刻的进化根源，但至今天看来，希拉里的“左翼”色彩似乎并没有减弱半分，而是伴随时间的不断向前推移而进一步加深。
 
且从某种角度来观，希拉里的向左转绝非个例。近三四十年，美国社会始终存在激烈的、有美国特色的左右翼“终极信仰”冲突，虽然右翼经常给坚决捍卫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左翼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但这场“终极信仰”冲突或并不仅仅有关于具有左翼思想的自由派“姓资姓社”，而是涉及整个美国转向的问题。
 
通观当前选情，一个突出的现象便在于，已经站出来表示要竞争2016美国总统之位的人中，无论是1947年出生的民主党人希拉里，还是1953年出生的共和党人杰布·布什（Jeb Bush）、1963年出生的保罗（Rand Paul），他们所代表的恰是二战后至60年代出生“婴儿潮”一代。如果在加上出生于1961年的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这样一批人不仅在数量上不容小觑，占现在美国总人口的接近三分之一，且正如奥巴马和希拉里一样，年龄使然他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充斥美国的管理阶层，并成为正在管理美国的主要力量。
 
无关乎党派以及信仰，特殊的成长背景赋予“婴儿潮”一代的，更多的是理想主义色彩和左翼倾向，他们支持黑人的民权，支持女权，反对越战，这样一种时代的烙印是任凭时间流逝都难以抹杀掉的。虽然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一直在往保守方向转变，且这种转向近30年来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甚至有分析指出，美国保守的右翼已成功地把美国转变成文化日趋保守的社会，较之60年代的年轻一代，新一代人在性意识、家庭观念、国家意识等方面都保守和传统得多。但以希拉里等人为代表的“婴儿潮”一代再度誓言重返美国政治最高层，并赢得民众支持，或也意味着美国整体向左。

华裔学者解千古数学谜题, 曾在餐馆打工送外卖

麦克阿瑟天才奖(MacArthur Fellowship)得主、新罕布夏大学数学系终身教授张益唐(Yitang Zhang)，2013年以「十年磨一剑」的苦行僧精神，破解「孪生素数」这一困惑了人类两千多年的数学难题，引发国内外同行关注，张益唐也因此从一位藉藉无名的大学讲师一步登天，跻身世界重量级数学家行列。

　　张益唐曾经一度怀才不遇，遭遇人生低谷，曾在餐馆打工、送外卖，在连锁快餐店赛百味(Subway)做临时会计等，而后隐居在新罕布夏州大学任讲师14 年，一路走来，跌跌撞撞，经历许多辛酸和白眼，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喜爱的数学研究，多年的坚忍不拔，终于一举成名天下知，荣誉接踵而来。

　　现在的张益唐，却希望做回平常人，一再感嘆「成名不如不成名」，表示自己不大关心金钱和荣誉，喜欢静下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已「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张益唐6月5日在目前任职的新罕布夏大学，接受本报专访，畅谈他如何破解千古数学之谜的传奇人生。

　　记者问：什么是「孪生素数猜想」？你的论文为什么被誉为「破解了千古之谜」，引起轰动？具体贡献在那一方面？

　　张益唐答：首先要说明，我做的并非是完全解决孪生素数猜想问题，只是部分解决，但的确是重大突破，它的解决，对促进整个数论、数学方法及技巧上的发展，有很大贡献。

　　「孪生素数」是无穷多个、每个间隔为2的素数对，孪生素数之间的间隔应该不会超过一个常数，有很多数理家都做过这个东西，我证明的是7000万。

　　这个问题本身非常吸引人，素数谁都知道，而且这个猜想很早就有人观察了。在历史上，至今没有定论，是谁最早观察和发现孪生素数的现象？现在能看到的文字纪录，可追溯到1849年法国数学家阿尔方‧波利尼亚克所写的东西，这个题目的提出甚至可能更早。

　　这个问题理论很简单，很多人都懂，但要证明却非常困难。也许这就是它吸引人的地方。

　　　　重大突破 引发素数研究热潮

　　问：多少年没有进展的数学问题，在你证明出间隔「有限」之后，突然兴起研究热潮，并大有进展。两年间，孪生素数的间隔数已缩小到246。这是因为他们受到你的启发、用了你的方法吗？

　　答：确实如此。其实在我之前，有三个分别是美国、匈牙利、土耳其的数学家，他们合作10多年，做到最后一步。也就是，在证明孪生素数是「有限间隔」这一步上就差一点点，谁也跨不过去。

　　2008年，在美国西部的「美国数学研究所」，为此专门开了一个为期一周的研讨会，把这方面的专家都请去，看大家能否突破这一步，但还是没有人突破。于是，大家都悲观了。认为这个问题，用现在这个方法是不可能解决的。当时，我根本不知此事，也不知道有人在做此问题。这是我做出来之后，才有人告诉我的。

　　之前，我只知三个数学家在做，也知道他们的方法，但我用了比较新的思维，花了三年时间，终于取得突破。

　　问：「数学年刊」(Annals of Mathematics)审核和刊登投稿论文的平均时间是一至两年。你是2013年4月17日，向该年刊投稿，没想到5月17日就得到回覆？

　　答：在普林斯顿大学访问研究时，该校数学家P. Sarnak告诉我当时情况是这样的：

　　我投稿「数学」后，审稿人是罗格斯大学的H. Iwaniec教授。当他看到我的论文时，第一个感觉是「不可能做出来！」但开始阅读后，就发现有些吸引点。然后他开始与好友Sarnak通电邮。一个接一个的电邮，从「这篇论文有值得关注」、「这里面有个很好想法」、「非常好的想法」、「这个证明有可能是对的」、「非常可能是对的！」一个星期中，接二连三的电邮，评价一个比一个高，语气也愈来愈兴奋。

　　第二个星期，Iwaniec教授把所有的事都停了，根据我的思路，把此证明重做了一遍。做出来后再与我的对比，觉得是对的。第三个星期，他就逐字逐句地阅读我的论文，最后写出「找不到任何错误」的评论。就这样，三个星期，这篇论文就通过了。

　　因此，我要特别感谢Iwaniec教授。我的论文写得那么长和复杂，他真的花了功夫去审查和证明，三个星期就向学刊做出强力推荐和会刊登的回覆。他一点都没有嫉贤妒能，还兴奋得不得了。让我感触很深，真希望中国学术界的人都能像他这样「学术至上」。

　　去年9月在普林斯顿大学见到他。我当面向他致谢，并表示在他开创的领域中学习到很多，当时Iwaniec教授还笑著回答，「但是我没有成功」。

　　问：你为何对「孪生素数猜想」问题有兴趣和如此执著？其中是否遇过瓶颈？有没有想过放弃？

　　答：凡是著名的数学问题，很多人都会有兴趣、想去做。一开始，我对此问题就有「应该能做出来的」的感觉。虽然也看看别人怎么做，但这方面能查到的资料不多，可能是因为长时间没有进展，我看的也只有那几篇文章。我做的过程中，没有遇到特别大的挫折，思路逐步形成，主要都是靠想出来的。

　　　看梅花鹿乘凉 萌生解题灵感

　　问：2012年夏天，你在科罗拉多州立大学音乐系终身教授齐雅格位于丹佛家中作客时，突如其来萌生破解孪生素数猜想的灵感，能否描述一下当时情景？

　　答：齐家后院有两株树，那个夏天十分干热，梅花鹿经常一家大小来到树下乘凉，十分可爱。那天下午，我想到院中看梅花鹿，但牠们没来，如果来的话，可能我也想不出孪生素数猜想。

　　问：解题功力是个累积过程。即使不在那儿，可能也会在别处发生吧？

　　答：完全可能，时候到了，就发生了。

　　问：请谈谈你做学问的方法。研究题目是有计画、有时间设定，还是随机的？

　　答：应该说比较随机，不太可能有规定。主要是注意别人在做些什么，找出你觉得有意思、又有希望做出来的东西。

　　问：有没有一些当初觉得「有希望」，但后来做不出来的题目？

　　答：是，也有些做到一个地步，不知该如何走下去，就停在那儿、要放一放。这些问题，从数学上看，并非不可能解决，但现在却停在那儿，没有往前推进，或走得很慢，要思考是否应该改一下方向。

　　问：你平常一天是如何度过的？思考数学的时间有多久？

　　答：我的工作就是思考。如果算思考的话，我一天工作十几小时。若说坐在桌前写、看、打电脑，那不会太长。

　　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思考。我喜欢步行，天气好的时候，我可以一个人在外面走一两个钟头。因为是早睡早起的人，特别喜欢在清早步行。我很容易进入思考状况，只要完全进入，外界不会对我有干扰。再嘈杂，也没有关系。

　　问：开车时也思考吗？

　　答：我过去是开车的。开车时想问题虽然也没出过什么事，但后来每次开车前，总要告诉自己「别去想了」，「开车时可不能走神」，结果弄得自己很不舒服，那干脆就别开车了。不开车比开车过得更自在一些，少了很多束缚，也没有负担。六、七年了，我在这儿(指新罕布夏)没有车，平常坐巴士到学校。因为便于思考，我喜欢坐车。

　　问： 论文发表后，你曾应邀在普林斯顿大学访问研究。谈谈在普林斯顿的时光，是否常与其他大师交流、激盪？见过纳许(John Nesh)教授(刚刚车祸丧生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数学家)吗？

　　答：我是应普大「高等研究所」之邀，以成员(member)身分驻校研究。本可以再留半年，但今年夏天要到中国科学院讲学，因此仅待了半年。在普林斯顿半年，校方不但提供极好的食宿、研究、生活环境，在许多学术活动中，可以了解现今数学界关注的问题，也有少数几次与大师级数学家交流的机会，对开扩视野很有助益。可惜的是，虽然多次路过纳许家，但没机会见到他，没想到发生车祸，真是遗憾。

　　　　母校不愉快回忆 不愿再提

　　问：你离开母校普度大学之后，有没有再回去过？

　　答：普度大学去年就发电邮，说要颁杰出校友奖给我，我没有回覆。今年又来函重提此事，我还没决定要怎么回覆。

　　问：为什么没有决定？

　　答：我不太想回去。两年前，普度就请我回去做报告，我没去。那时，邀请我的单位很多，我确实也忙不过来。

　　问：但即使不忙，是否也不愿回去？是因为勾起你的不愉快回忆吗？

　　答：我不想去。因为，不想勾起回忆。

　　问：可否谈谈在普度的遭遇？

　　答：我不想谈这个。要牵扯到另外一个人，还是不讲为好。

　　问：那么还会再去做当时博士论文的「雅比克猜想」吗？

　　答：我不会再有时间做那个题目。

　　问：也有不愿再勾起伤痛的因素?

　　答：有这样的因素。

　　　　快餐店打工经历 成了传奇

　　问：现在大家喜欢谈你毕业后，在肯塔基「赛百味」快餐店做会计、送外卖、做三明治的经历，比对后来你的一举成名，增添了「传奇」味道。但事实上，那八年你怎么过的？

　　答：其实还好，我能承受得住，也没有特别难过，也许我的性格就是这样。

　　问：你是北大的佼佼者，被校方推荐、拿奖学金出国攻博士，但毕业后没有推荐信、论文不能发表。看到同侪安家立业、飞黄腾达，难道不觉得难过吗？

　　答：也许是个性吧，我还能经受这些挫折。别人觉得传奇，我不这么认为。只觉得一切就是顺其自然。

　　问：那时你情绪低落，连家人也不联络，听说妹妹还上网寻人？

　　答：是有这么一回事。那时我刚到新罕布夏州，朋友把我的电邮给了妹妹，才重新联络上了。

　　问：与家人失联，是否也有一点功名未就、无颜见江东父老的味道？

　　答：(苦笑)在赛百味的那段日子，是不太想跟家人联络。

　　问：不愿去追忆那段岁月吧？

　　答：是不太想。但我有个同学现在肯塔基大学(Lexington)任教。他邀请我去演讲，我答应了。虽然原来的店主过世、易主了。那个地方，我倒乐意回去看看，也会看看那时去查过资料的肯塔基大学图书馆。但普度，我是不愿再回去了。

　　问：在赛百味工作的五、六年，还在思考数学问题？

　　答：是的，事实上，刚到新罕布夏州发表了一篇论文，就是在肯塔基打工时，工余思考研究累积下来的成果。

　　问：因为学长唐朴祁建议、学弟葛力明推荐，14年前，你来到新罕布夏大学(UNH)任讲师，可否谈谈UNH的岁月？

　　答：记不太清楚了，应该是从临时讲师，后升为正式讲师，每学期教两门课，六小时，有办公室、福利，但没有研究经费。我教本科生的微积分，有时也教研究生课程。也许是天性吧，我喜欢教书，按照课程规定，为学生授业解惑，觉得很有意思。学生对我的评价也非常好。

　　问：现在UNH的头衔、待遇、职务、工作、地位，有什么变化？

　　答：论文发表后，院长和系主任每两周都来跟我谈一次，说要升我为正教授。我在去年1月正式升为终身职教授，待遇福利比照正教授标准，有所提高。办公室未变，每周授课时数降为4小时，研究经费需自己申请，虽然被告知简单写写即可拿到经费，但我觉得搞纯数学，不需要申请研究经费，所以也没提。

　　在美国就这点好，大家彼此尊重、各做各的。我一向少与人接触，也少参与系上活动，过去就是我「冷落」人家，所以现在也谈不上有什么改变。有些系上教授，像当时进校时任系主任的K. Appel，一直都对我很敬重。

　　　「成名不如不成名」 感受压力

　　问：你曾说「成名不如不成名」。成名真的不好吗？光环带来什么压力吗？

　　答：成名有它的好处，但带来的副作用太多了，时间不再属于你，是最大的问题。干扰太多，要应付的事太多。因此谢绝的很多，许多电邮也无法回覆或作答。对于喜欢安静的人来说，有了光环后，似乎很难保持这种状态。

　　虽没有学术上的压力，但出名后，大家把你的话视为「金玉之言」，提出各种问题、要我提建议什么的，压力不小。其实我能讲什么呢？觉得自己已说得太多了，有些说话一直在重覆，很没意思，但别人非要你说了才算。出名后，似乎方方面面都成了名家，这就是压力。

　　问：你是个淡泊的人，对物质需求有近乎「洁癖」的简单，金钱真的不重要吗？

　　答：至少我没把它看得那么重要。自己要求不高，一般都还能过，也没有真正匮乏的时候。

　　问：一路走来，不论在研究学问、生活工作上，有著急过、埋怨过、气馁过、动摇过、恐惧过吗？如果有的话，是为什么？

　　答：不能说一点都没有。多少都会有。虽然不是非常强烈，但也曾著急过，自己还能不能回到学术圈。

　　问：是什么力量使你坚持下来？

　　答：因为还是热爱科学，即使在很不理想的状态，我也没有动摇过，没想过离开数学研究的道路，另谋生计。我对数学研究的热爱是全心全意的。

　　问：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你觉得什么性格让你有今天?

　　答：坚韧不拔，我能坚持下去。

　　问：这两年光环在身，相信你经历了很多，有什么印象深刻和难忘的事？

　　答：去年在瑞典皇家科学院领罗夫肖克奖时。皇室公主来颁奖，还请了好几位名家参加活动，当时的场景很令人感动。获奖人在典礼前被请到很古老、听说诺贝尔也曾待过的楼下参加酒会。上来的时候，看到那些等候参加典礼的名家，个个穿得非常正式、西装领带、胸前口袋塞著白手绢，国际学术界那些人都非常好。我的妻子也跟著我去风光了一次。

　　问：什么时候，你知道命运改变了？

　　答：2013年5月9日。我在办公室收到「数学年刊」编辑部寄来审核评论。 说是论文是正确的，强力推荐发表。而且给了非常高的评价。

　　当时觉得很欣慰。其实投出之前，我就肯定这个证明是对的，知道数学年刊肯定会接受，而且评价会很好。但结果比我想像好得多，没有想到评论会那么好。

　　也就是那一天，学刊的编辑给我发了个电邮，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你是否愿意把此消息告诉媒体；第二，此文是否能传寄给想看的人。两个问题，我都答了「yes」，从那以后，铺天盖地的电邮和事情就来了。

　　后来，数学界的Simons Foundation负责人告诉我，他们公布此消息和论文后，Simons的网站都挤爆了。

　　问：这些都是你难忘的时刻？

　　答：应该说是吧。但是我这种性格，其实没有那么激动欢欣，这篇论文带来的轰动确是出乎意料的。

　　问：除数学之外，听说你对文学、音乐、历史等方面也有兴趣 ？

　　答：是的。不工作时，我喜欢听音乐、看书，什么书都看；音乐主要是古典音乐。最近还发现童年时听过的「红歌」也挺有意思。

　　问：请给学数学的年轻人一些建议。

　　答：如果真的热爱科学的话，不要轻易放弃。

　　问：从北大出来，在美国深造、教学，请谈谈中美教育的差异。

　　答：中美教育各有所长。美国中学的基本功不够扎实。中国除了正规数学教育，还有许多如奥数之类的东西，把孩子逼得太过分了，也许孩子成绩会好，但很可能丧失了兴趣。有必要吗？这是我的疑惑，我也没有答案。

　　问：有人说，你的故事比纳许还要精彩。有人找你写传记、拍电影吗？

　　答：加州一家专作文献纪录影片的电影公司拍了一部名叫「大海捞针」(Counting from Infinity)的一小时影片。2013年9月在柏克莱开拍，去年5月到普林斯顿、去年10月分别在UNH和瑞典拍摄，断断续续拍了一年多，今年1月正式发表，现在网上发售。拍电影挺麻烦的，还要假装是演员。

　　问：从藉藉无名的大学讲师，到跻身世界重量级数学家行列。现在「孪生素数」告一段落，你未来动向如何？有什么计画？

　　答：简单来说，我还是会继续研究我的数学。至于将来会在什么地方，我也没想那么多。到时看情况吧。我还是把做学问看得最重要，其他的我都不在意。

　　问：你说过，目前仍有很多思考的题目，也有些已部分解决，但要等到完全解决才会发表。

　　答：其实就是三、四个，都是一些我认为有希望突破，但都是很难的问题。

　　问：现在对自己有什么的期许？

　　答：继续做学问，我相信自己还能做学问。

　　问：张益唐是个什么样的人？

　　答：(沉吟片刻)…不要把张益唐看得太高了，张益唐事实上就是个很正常、很普通的人。

加拿大人崩溃 "都怪你们中国人"

中国人可以不上馆子、不进电影院、不去歌剧院、不购买图书、不到体育馆看球赛、不出去旅游、不上健身房，一心一意买房子买房子，哪怕自己没钱也要四下借钱去买房。

　　

　　中国式购房与欧美人激烈碰撞　　

　　近年来，海外热钱大举进入加拿大楼市，大幅推升房价，按房价收入比，加拿大房价一举飙升至全球第二；按租售比来看，加拿大更成了全球最大的房价泡沫市场之一。

　　在最受中国人欢迎的海外置业国中，加拿大排名第三；据统计，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50%的新房被外国人买去；在温哥华和多伦多，50%的公寓大楼为外国投资者所拥有；温哥华更有15%的房子长期空置！

　　

　　加拿大楼市泡沫对当地人影响如何？先讲一个小故事。

　　我的同事麦克是个挺神气的大帅哥，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是我所在部门的系统管理工程师，年收入7、8万加元，比加拿大同龄人的平均收入高了一倍多。麦克6年前结婚，之后添了一男一女两孩子，3年前买了一栋大洋房，生活可谓美满幸福，典型的北美中产阶级。

　　可是，近来他像变了一个人，瘟鸡似地时常唉声叹气。按说在欧美不能随便打探别人的隐私，但在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之下，昨天忍不住开口问他：Issomething wrong？

　　没想到他瞪了我一眼，说道：“都怪你们中国人！”

　　我一愣，不会吧，忙问怎么回事儿。

　　原来，多伦多的房价这些年一路飙升，已然大大超过了当地收入的增长幅度。麦克购买房子时，房价已经高处不胜寒，因为北美多年来，房价一直维持在平均家庭年收入一到二倍之间。而他买房时，多伦多房价却已超过他们夫妇年收入的4倍了！按北美人的生活习惯，孩子大了必须分房而居，享受各自的自由空间，麦克只能硬着头皮买大房。当然啦，收支相抵的日子过得紧绷绷。而且由于房价上涨了，政府收取的地产税也水涨船高。最倒霉的是一年前他老婆被裁员，直到六个月后才找到新工作，但薪水比先前少了不少，家庭收入缺了一大块。

　　想想也是，麦克太太的收入只够请人看孩子、伙食及零用；而麦克每个月税后拿回家4千块钱（税前收入7万多一点，税后5万左右，已属高收入群体了），扣去房屋贷款、房屋保险、地税、汽车贷款和汽车保险几项大开支，再加上旅游度假娱乐等等，每个月都有几百块钱的大缺口，日子过得入不敷出。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白人家庭，生活按部就绪，上学、结婚、生子，然后养孩子、养狗，工作、付账、听歌剧、看电影、旅游、减肥、看病、吃药……在他们的观念里，人生就该如此这般。

　　“但这和我们中国人有什么关系呢？”我反问。

　　麦克说，你们中国人，来到这儿有了一套房子还买第二套，买了两套还想买三套，甚至四、五套，一门心思靠炒房子投机赚钱，一个新楼盘一开盘，70%的买家都是中国人；一套二手房一上市，中国人就争先恐后拼命地抢；中国人可以不上馆子、不进电影院、不去歌剧院、不购买图书、不到体育馆看球赛、不出去旅游、不上健身房，一心一意买房子买房子，哪怕自己没钱也要四下借钱去买房。多伦多的房价就是这样被你们抬高了！害得我们都住不起了！我父母已经退休了，原本准备在老房子里安度晚年的，结果他们的房子也涨了，地税也随之涨了一倍多，搞得他们入不敷出，只能将房子卖了，多伦多待不了了，搬去了伦敦（安大略省的一个小城），害得我每次去看他们都不方便了！我今天的生活状态全拜中国人所赐，逼迫着我像你们那样生活。不怪你们我怪谁？

　　听了麦克带有偏见的情绪宣泄，心里很不是滋味，从来都不曾想到，在当地人的印象里，我们华人的形象会如此不堪。本想立刻反驳，但看着平时温文尔雅的麦克涨红了脸说出这等重话，显然是被逼急了。我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打了个哈哈就此打住。回头仔细一想，麦克说得也并非不无依据。

　　这几年来，只要有中国人涌入的地方，如美国纽约、旧金山、洛杉矶；加拿大的温哥华、多伦多；澳洲的悉尼、墨尔本等地，房价都高高吹起。在全球经济不景气之际，偏偏中国人还在抢购房子，形成了一道“亮丽的景观”。

　　这种情况令欧美人开始无法忍受。因为传统的欧美人用于房子的支出不超过税后收入的三分之一，现在房价疯涨得令他们买不起房子，或不得不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气愤在所难免。

　　在澳大利亚已对外国人实施房子限购令。今年五月宣布，加大对外国投资者非法购房的惩治力度，不准购买二手房。这在号称自由市场的西方国家实属罕见；在温哥华，这两年，英文媒体时常大幅报导华人（尤其是中国内地买家）在温哥华的抢购房产潮，已有开发商收到本地人士的抗议电邮，指房价过高遗祸下一代，且华人已太多，应该限制移民，有人甚至扬言要炸毁开发商的办公室。前些日子，温哥华市议员及市长候选人PeterLadner明确表示，鉴于温哥华房地产价格飙升，政府应限制外国人，特别是中国人购买房子。他指出，大量来自中国的炒房者是导致房价高升的主要原因，“由于房价飙升，本地人已经大量迁出，同时阻止了新移民的进入。最后你得到的，已经不是我们曾为之自豪的城市。”

　　最近，多伦多居民布拉齐在网站上发起请愿，要求政府规管外国人投资多伦多房地产，一下就得到万人呼应，将由议员提交政府。

　　顺便提一下，加拿大自1995年开放的中国大陆人直接移民，父母团聚从原本3年拖至到当今的13年。记得前些日子，一个问卷调查的结果是只有9%的加拿大人喜欢中国移民，离开“黄祸”之说不远了。谁能想到，千百年来中国人勤劳的形象，被投机取巧代替了。也就是说，中国人的“爱房”情结，与欧美人的生活习惯已经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俗话说“入乡随俗”，身在异国他乡，我们不能要求别人来适应中国人。假如有一天真把人家惹急了，也就不能阻挡别人反对中国人移民和限购房子的措施。

 

年届八十的达赖喇嘛的一天 凌晨三点起床

达赖喇嘛即将迎来八十寿辰。这位多年来一直宣扬爱与宽容、寻求西藏更大自治权的藏人精神领袖在耄耋之年有何安排？他又是如何度过每一天呢？
     

    （德国之声中文网）四月在日本、六月在澳大利亚与英国、七月在美国并中间折返印度一次--对于一个年届80的老者，这样的日程可能太满、太繁重了，不过14世达赖喇嘛似乎非常习惯这样的生活。他身边的人说，这位藏人精神领袖如同以往一样精神抖擞，周游世界、 阐述自己关于爱、怜悯和各宗教和谐共处的理念。
   
    自2011年达赖喇嘛宣布不再担任西藏流亡政府政治领袖起，他开始更加专注于文化与精神领域。"达赖喇嘛尊者相信，藏传佛教的文化、精神价值能对世界做出重要的贡献"，达赖喇嘛的助手丹增塔拉（Tenzin Takhla）在西藏流亡政府政治中心、达赖喇嘛所居住的印度小山城达兰萨拉说。
   
    在他紧张的日程表上，有国际会议， 与多国领导人的会面，也有朝圣、布道和静坐冥想。他的足迹几乎遍布世界各地，然而中国不在此之列。自1959年流亡开始，达赖喇嘛再未能踏上中国大陆。
   
    "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流亡政府）将于今年6月21日庆祝达赖喇嘛的藏历生日。而在他7月6日阳历生日时，他将在美国访问。此外，他也将到访伦敦、法兰克福等地。
    

    达赖喇嘛2015年2月访美时
   
    不久前，常年在路上奔波的达赖喇嘛向德新社透露了他每日的作息安排：
   
    早晨3:00：起床，祈祷，静坐冥想
   
    早晨5:00：散步；雨天则在室内跑步机上锻炼
   
    早晨5:30：吃早饭，通常是麦片粥、糌粑和茶，同时听广播
   
    早晨6:00：静坐冥想，祈祷
   
    早晨9:00：诵经
   
    中午11:30：午饭（如果在达兰萨拉，用素食午餐；在外地则比较灵活）
   
    中午12:30：公务，与工作人员交谈，会见来客
   
    下午17:00：下午茶（依据藏传佛教对喇嘛的规定，他只在日出和午间用餐），然后祈祷、静坐冥想
   
    晚上19:00：上床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