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July 28, 2015

”聪明孩子“与”天才孩子“的区别

我的女儿在美国读书,她所在的学区从三年级就开始设天才班。不是真正的分班,只是被选中的孩子每周在一起上一堂课,大部分时间是用来做“项目”,也参加些超出一般孩子水准的竞赛。天才班有名额限制,只录取学生总数的3-5%,必须是IQ在125以上,成绩优秀,再加上老师推荐。每年进行一次选拔,所以天才班的成员每年都在变化。

  天才班第一次上课时,老师给了一些材料。其中一份是把聪明孩子与天才孩子做个比较,我觉得挺有意思,也颇受启发,就收藏了。下面是英文原文和中文翻译。



  成为天才需要一定的天赋,不过,美国的怪才格拉德威尔却在自己的畅销书——《异类》中指出,“人们眼中的天才之所以卓越非凡,并非天资超人一等,而是付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只要经过1万小时的锤炼,任何人都能从平凡变成超凡。”

  这就是流传很广的“1万小时定律”,换言之,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一些努力,激活孩子体内的天才基因。有趣的是,这本书却花了不小的篇幅讲述一群智商特别高的人是怎么被毁掉的,少年商学院微信曾就此分享过一篇文章——《如何扼杀一个天才》,可供父母为孩子们做完“天才指数”测试后,反思一下自己的教育之道。

毛泽东挑起的“北京红八月” ---- 一千七百多人被打死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由青少年打杀教师和老百姓的事情。在皇帝时代,死刑要经过审理,可以上诉,由专业刽子手执行。文革后有人把文革笼统解释为“封建主义传统”造成的。这种说法不能解释1966年8月发生的红卫兵暴力。当时“内部”的统计是,在北京,红卫兵打死了1,772人。文革后,《北京日报》也发表过这个数字。本文摘自2010年第10期《炎黄春秋》,作者王友琴,原题为《恐怖的“红八月”》。


1966年11月12日,红卫兵将曲阜孔庙大成殿的“万世师表“等大匾摘了下来,拉到孔林西南角纵火烧毁

1966年9月5日,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简报说,到8月底止北京市有上千人被打死。从简报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打死上千人被当做红卫兵的“战果”受到赞扬。

本文将报告1966年8月的暴力迫害,并做简略分析。文中事实来自笔者的调查采访。

一、从打老师开始

1966年6月1日晚,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从第二日起,北京的大学和中学停止了日常课程,用全部时间来“揭发”和“斗争”学校的领导干部及教师。先是用大罪名如“黑帮分子”“三反分子”等对他们作“口诛笔伐”,紧接着开始使用脏话咒骂。到6月中下旬,很多学校里出现了殴打校长和教员的情况。

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数十名教员和干部遭到游街、戴高帽子、撕破衣服、在脸上抹黑墨、罚跪和扭打等等。两天后,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做出批示要求制止这种“乱斗”(不是说“不斗”)。后来他被指责为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7月26日,江青在北京大学的万人集会上宣布6月18日事件是“革命事件”。自此,暴力殴打“阶级敌人”(当时称此为“武斗”)立即开始流行。

北京大学附中成为北京市最早对学校的领导干部和老师进行野蛮殴打的地方。副校长、化学老师刘美德(女)被剃了“阴阳头”(剪去半边头发),被强迫在操场上爬行。还有红卫兵把脏东西塞进她的嘴里。有一天她被拉上一张方桌跪下,一个红卫兵站在她身后,把一只脚踩在她背上,由一名记者照相以后,那个红卫兵把她从桌子上踢了下来。当时刘美德怀孕已经很明显。她的孩子生下不久就死了。红卫兵还用塑料包裹的铁条打她和其他老师。她说,那种铁条打在身上,伤痕不明显,但是“疼得钻心”。

“武斗”普遍化的同时,“红卫兵”组织在全国兴起。8月1日,毛泽东写信向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表示“热烈的支持”。二者都是在6月2日出现的学生小组,都积极“批斗”原学校干部、教员,并集中攻击文革前的教育体制,大力鼓吹血统论。1966年8月是红卫兵运动的高潮之月,在全国各学校都建立了红卫兵组织。他们被称为“革命小将”,在文革初期是暴力迫害的主要力量之一。

二、卞仲耘校长——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人

在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今实验中学)的副校长卞仲耘。时间是1966年8月5日午后。同时被毒打的还有该校副校长胡志涛,刘致平,教导主任梅树民,汪玉冰,一共五人。校级领导人中,只有一名农民出身平日不管教学只管总务的副校长没有被打。在长达三、四个小时的殴打和折磨中,包括用带钉子的木棒打和用开水烫等残酷手段。卞仲耘死亡,她的身上遍布青紫,还有几十处血窟窿。另外四人也受到了骨折等重伤。

在北京第二个被打死的,是北京101中学的美术教员陈葆昆。时间是8月17日。一起被打的还有该校十多名教员及领导干部。他们被强迫在煤渣铺的校园小路上用四肢爬行,双手和膝盖鲜血淋漓。一名目击者说,爬行过程中,有一红卫兵用穿着军用皮鞋的脚踩碾一名女教师的手指。陈葆昆被迫害致死。

在卞仲耘被打死的同一天发出的中央[66]395号文件,撤销了刘少奇关于制止“乱斗”的310文件。这个文件只有一句话:“中央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这等于是给红卫兵颁发了暴力许可证。

三、8月18日集会和暴力升级

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红卫兵的盛大集会。普通红卫兵在广场上挥动小红书高呼万岁走过天安门下。红卫兵领导人则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从照片上看,这些红卫兵领导人几乎全是高级干部子弟。大会向全国实况转播。在城楼上,北京大学附中红卫兵彭小蒙(毛泽东8月1日的信中提到她的名字)代表红卫兵讲话。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领导人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问了她的名字后,发表评论说“要武嘛”。会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一文,文中注明宋彬彬已经改名为“宋要武”。这个学校的红卫兵还把学校的名字改成了“红色要武中学”。

北京大学附中是北京最早开始大规模暴力行为的学校之一,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是北京第一个打死人的学校。彭小蒙和宋彬彬在8月18日大会上的瞩目位置,其中包含的旨意十分清楚。8月18日大会前,在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有二人。8月18日会后,被打死的人的数字急剧增长,红卫兵暴力在规模上和程度上全面升级,以致到了8月底,有上千北京和平居民被红卫兵打死了。

8月19日,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斗争”北京教育局和这三所中学的领导干部。二十多人跪在舞台上。第八中学的副校长温寒江,脖子上套着一根绳子,从两公里外的学校一路跑到中山公园去,绳子的另一端牵在一个骑自行车的红卫兵手里。他被打得浑身是血,昏厥过去。教育局长孙国梁被打断三根肋骨。其他人被打得头大如斗,面目全非。从那时候起,剧场和体育馆这些文化场所变成了召开暴力“斗争会”的野蛮血腥之地。

8月19日晚,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在和平门)红卫兵打死了教员张辅仁和张福臻。为了试验他们是否已经死亡,红卫兵先用冷水浇,又用开水烫,看到尸体全无反应才罢手。该校当时有二百名教职员。该校红卫兵负责人在大会上声称这是“杀二儆二百”。

北京第三女子中学(后改名为159中学)的红卫兵从8月19日开始连续殴打和折磨校长沙坪。在学校西小院里,红卫兵用皮鞭和捆着带钉子的木棍等,拷打沙坪到深夜。20日上午,奄奄一息的沙坪被拖到学校中院,在有全校师生参加的“斗争会”上,在一千六百多人面前,被殴打至死。“劳改队”中的十多名教师和干部也跪在沙坪旁边一起被“斗争”。红卫兵不断揪沙坪的头发令她抬起头来,她的头发被薅下来。散会后,中院地上有一堆头发;旁边还有一摊血迹,是校长熊易华的。她跪在沙坪旁边,头上压了三或四块砖头,额头被打破。数学教师张梅岩(女)被抄家后服毒身亡。体育教员何世瑾(女)自杀。一位目击者说,她后来还看到打死沙坪的红卫兵(女生)在西城区委大院里挥舞铜头军用皮带打人。

北京宣武区梁家园小学校长王庆萍,在8月19日遭到“斗争”和毒打后被关在学校。她在20日早晨坠楼身亡。她被宣布是“自杀”,虽然没有遗书。她有三个孩子,当时8岁9岁11岁。她的大儿子说:妈妈一定是被推下楼去或者是被打死了扔下去的。如果她自杀,她至少会给我们孩子写信留话。

8月22日,在北京第八中学,学校负责人华锦(女)被打死。副校长化学老师韩九芳(女)背上被打出两个大洞,引起败血症。她的家人设法救活了她,但是留下严重后遗症,终身致残。历史老师申先哲被打后自杀。初一的班主任赵尊荣是22岁的姑娘,也被剃了“阴阳头”。

8月24日,北京第十一中学的红卫兵到该校化学教师唐婉森(女)家搜翻,用木棍把她打死。8月26日上午,红卫兵先把一批老教师剪了“阴阳头”,接着在操场上架起火来焚烧学校图书馆的大堆藏书。他们强迫一批教职员围绕火堆跪下,举起胳膊伸向火堆,广播喇叭里大叫“不许后退”,以致他们的手臂都被烤出大水泡。女校长林瑾被红卫兵推到火堆上,整个手臂被烧伤,40年后伤痕犹在。该校图书馆员沈世敏(女)被剪了头发并在火堆边被烧伤,到医院被拒绝治疗,当晚在家中上吊自杀。数学教师杜兆南被指为“逃亡地主”遣返回乡,卧轨自杀。语文老师王景清跳楼。数学老师李泮请和妻子一起在家中上吊。校医霍岐服安眠药身亡。工友林士慧和陈玉和服毒。这个学校有八人被害。

8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红卫兵在校中打死了三个人:靳正宇,语文教员;姜培良,党支部书记;樊希曼(女),学生曹滨海的母亲。校长高云被命令站在毒日头下,额头上被扎了一排图钉,还被用沸水浇。

9月8日,在北京第二十五中学,语文教师陈沅芷(女)在关押中被打死。除了打她,红卫兵还把她推到架起来的两张桌子上面“斗争”,然后把叠起来的桌子推翻,让陈沅芷摔下来。这个学校的红卫兵还打死了一名校工。

在北京第五十二中学,语文教师郑兆南(女)被关押在学校,饱受殴打和各种折磨。她死于1966年9月8日,时年36岁。

在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喻瑞芬(女),一名生物教师,在教师办公室里被击倒在地并被毒打。接着,在光天化日之下,她被倒提两腿拖出楼门,她的头在水泥台阶上磕击碰撞。一桶沸水浇在她的身上。在楼门口的空地上她继续遭到殴打和折磨。两个小时后她死去了。打人者还不满足。他们强迫所有在“牛鬼蛇神队”中的老师围绕喻瑞芬的尸体站成一圈,轮流打她的尸体。

在北京景山学校,传达室的工友李锦坡被打死。

位于北京宣武区的白纸坊中学(文革中改名为138中学)负责人张冰洁(女)被打死。她恳求红卫兵学生:“我有错误,请你们批判。请不要打我。”但是红卫兵继续用沾了水的麻绳和铜头皮带打她,把她打死。

在北京外国语学校,工友刘桂兰(女)在学校礼堂被红卫兵学生打死。教导主任姚淑嬉(女)被剃了头发,被“斗争”和殴打。红卫兵把她和别的老师的头塞进翻转过来的小方凳的四条腿之间,殴打他们。她住在校内,一天晚上来了五拨学生打她。刘桂兰被打死后,红卫兵强迫姚淑嬉和学校“劳改队”中的其他干部及老师抬她的尸体。一位老师说,她和姚淑嬉被强迫各抬刘桂兰的一只脚,当时她真觉得怕极了。姚淑嬉在学校办公楼三楼厕所的下水道拐脖上套了一根绳子上吊自杀。

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教员杨俊被打死,教员郑之万(女)跳楼自杀。

在北京朝阳区的第四女子中学(现名陈经纶中学),生物教师齐惠芹(女)被毒打致死。这个中学的校长潘基(女),被打得几乎死去。

在北京第十女子中学(文革中改名为157中学),教员孙迪在校中被打死。校长陶浩(女),手被打骨折,成残疾。

北京第四十九中学语文老师郑育秋(女),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被红卫兵打伤,全身肿烂,抬到第四医院(现恢复旧名叫普仁医院)。医院拒诊。她死在走廊石板地上。

马耀琮,北京南苑红星中学地理教师,8月间被红卫兵打死在校园中。

北京还有一大批中学教育工作者在遭到残酷殴打和侮辱后自杀。高万春是北京第二十六中学的校长。1966年8月25日,该校红卫兵在校中“斗争”了46名教师。高万春被五花大绑,跪在铺有碎石的凳子上。他几次被打翻在地又被拉上凳子再打。高万春在这样的“斗争”之后“自杀”,时年42岁。这个学校同时期还有一名老教师跳楼,幸而未死,摔断了腿。1966年6月7日执掌该校的“工作组”组长李淑铮(女)在“工作组”被下令撤出后也遭到残酷“斗争”,她喝剧毒杀虫剂自杀,幸而及时被送进医院没有死。李培英(女),北京社会路中学副校长,被打并被关在学校中。她浑身被打得血肉模糊,8月27日在关押她的房间的暖气管子上吊死。彭鸿宣,北京工业学院附属中学校长,被打被关,自杀。萧静(女),北京月坛中学校长,她在被毒打后跳烟囱自杀。北京第二女子中学的体育教员曹天翔和语文教员董尧成(女),被殴打侮辱后,跳楼自杀。北京第65中学的化学教员靳桓跳楼自杀。汪含英(女)是北京第四中学的地理教师,被剃了“阴阳头”,她的丈夫苏庭伍是数学教员,当时借调在北京第一女子中学,在被“斗争”、抄家和“遣返”即驱逐出家后,他们夫妇一起在北京的香山服杀虫剂“敌敌畏”身亡。北京第一女子中学的校工马铁山上吊身亡,英语老师傅敏投水未死。白京武,北京第四十七中学美术老师,在该校“劳改队”中遭到毒打后,投河身亡。北京第三中学的语文教师石之琮(女)在龙潭湖投水身亡。北京矿业学院附属中学语文教员朱鸿志遭到毒打后被关在学校教学楼里,夜里在楼外小树林中上吊身亡。房山县房山中学的校长王哲在饱受折磨后“自杀”。王哲死后,红卫兵强迫该校其他“牛鬼蛇神”跪在王哲的尸体前面,一起被“斗争”。北京通县第一中学负责人程珉遭到残酷“斗争”后被逼“自杀”。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一位生物老师割破动脉自杀,姓高,名不详。北京第二中学一级数学教师路彦被驱逐到农村后死亡,地理教师袁之俊和电工师傅许殿举自杀身亡。当年的学生记得许师傅从学校教室楼上头朝地扎下后尸体横陈在水泥地上的景象,记得他穿的是蓝色的衣服。在北京第十一女子中学(文革中改名为165中学),体育教员哈庆慈(女)遭到红卫兵“斗争”和毒打后,在该校后排楼的四楼跳楼身亡。和她一起遭到残酷折磨的有女校长张燕筹和女教师邓婉瑚等人。该校还有一名男性工友在同一时期遭到折磨后跳楼。清华园中学的校长项凯被关押在校中,被打得死去活来。该校教军体知识的老师李凯从学校的教学楼上跳下来身亡。

在北京第十九中学,高中语文老师宋继瑞(女),看到别的老师被剃阴阳头,她在宿舍里用绳子把自己勒死,死时三十多岁。初中化学老师阎凤卿(女),父辈几代开照相馆(颐和园照相馆),有很多老照片,被认为是“封资修”的东西,被抄家,她被关在学校教学楼一楼楼梯下的小间里,那里黑不见光,顶是斜的直不起腰,原来用来放扫帚簸箕之类。她在那里把自己勒死。死时只有二十多岁。

退休教师也被打。贺定华(女),66岁,退休小学教员,住在北京安定门外六铺炕地兴居40号中国农业机械化研究院宿舍北楼二楼。1966年8月27日被外馆中学的红卫兵打死。她头发被剪掉,浑身青紫,头颈上有一道很长的刀痕。她的丈夫姚剑鸣同时被毒打未死,被驱逐到安徽宿松县梅墩乡,1968年7月上吊身亡。

北京第三十中学校长王生琯,被红卫兵学生殴打以后,又被从楼梯上推下来导致死亡。这个学校的中共支部书记孙树荣的眼睛被打瞎一只。北京翠微路中学校长黄国英,被打瞎一只眼睛。北京第三十一中学的党支部书记宋克被毒打和关押后在8月30日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侥幸未死。北京回民中学校长李玲善被长期残酷“批斗”后精神失常,却被说成是“装疯卖傻”。他在七十年代走失,不知身亡何处。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校长安丰均遭到多次毒打,被打断了三根肋骨。

在北京的大学和小学,也发生了大量暴力行动,总的来说不如中学残酷,但也极其严重。

1966年8月24日下午,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派卡车从12所中学运送红卫兵到清华大学(据一名附中红卫兵领导人说是清华大学红卫兵要他们做的),在那里他们殴打了清华大学的学校领导人和教授们,还抄了一些人的家。清华大学红卫兵也动手一起打人。在无线电系的几个教师干部被打后,血流在地上。有学生围绕地上的血迹画了一个圆圈并在旁边写了“狗血”两个大字。那一天傍晚,红卫兵拉倒了校园中白色大理石建造的“清华园”牌坊(现在的牌坊是文革后照原样重建的)。他们挥舞棍棒皮带,命令“劳改队”中的教授和干部搬走沉重的石块。水利系教授黄万里那天被剪了“阴阳头”,还跪在地上被打,又被抓到牌坊那里搬石块。那天夜里,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的校级干部全部被关在“科学馆”中,被一个一个地拉进一个小房间拷打。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何万福被“斗争”后,8月13日身带遗书在龙潭湖投湖身亡。8月28日,中文系老教授刘盼遂和他的妻子梁秋色(家庭妇女)在市区西单附近自己家中被红卫兵打死。中文系教授叶苍岑和妻子在该校位于市中心西单的教工宿舍内遭到红卫兵毒打,他的妻子被打死。

北京铁道学院(现北方交通大学)俄语教授张剑飞,家住铁道学院教师宿舍54区二楼,8月27日晚7点钟被铁道学院红卫兵从家中抓走,和另外10名教授一起被毒打到夜里12点,然后被送去海淀公安局关押。他肋骨折断,大量尿血,呼吸困难,在9月5日死亡。在这种恐怖中,该校一名教授和妻子孙启坤(退休会计)逃出学校。8月27日孙启坤逃到城中人民大会堂西侧南文昌胡同六号弟弟孙菊生家中时,在那里被中学红卫兵打死。

北京戏剧学校校长江枫(女)在学校遭到“斗争”,被殴打和侮辱,回到家中又遭14岁的养女殴打后“自杀”身亡。戏剧学校教员、京剧演员叶盛章遭红卫兵毒打,8月30日在北京东便门护城河投河,9月3日发现了他的尸体。

小学教员也遭到侮辱和毒打。8月24日,北京崇文区西花市大街小学教员鄂少琪(女)被“揭发”有“对党和社会主义不满言论”后跳河身亡;永定门小学教员冯杰民被红卫兵“批斗”后用剪刀自杀。北京中古友谊小学的教导主任赵谦光,在被侮辱殴打后从烟囱上跳下身亡。该校校长白智(女),被学生按了一脑袋的图钉。赵香蘅(女),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校长,遭到“斗争”殴打,和丈夫沙英一起跳楼身亡。北京芳草地小学校长石子勤,遭到殴打侮辱后,用剪刀戳自己的脑子自戕,幸而没死。在北京第一实验小学,王启贤老师被强迫跪在地上,吃煤渣。在玉泉路小学,有四名女教师被学生红卫兵剃了“阴阳头”。

8月27日,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郭文玉(女)和教导主任吕贞先(女)在同一天内被打死。郭文玉的丈夫孟昭江也遭毒打,两天后死亡。邱庆玉(女),北京吉祥胡同小学副校长,在1966年10月1日被打死。

校园暴力发生在全国各地。在多年的调查中,迄今还没有发现有一所学校没有发生暴力迫害。

四、“黑五类”学生也被打

在学校里,除了校长和教员,家庭出身是“黑五类”的学生也遭到他们的红卫兵同学的侮辱甚至毒打。红卫兵狂热奉行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1966年8月这一“对联”贴遍各处:学校大门、教室门、黑板、板报栏两侧,无处不在。这副对联最早出现于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后来流布全国。8月26日晚,清华附中红卫兵暴打了高三的四名“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还命令他们各写100副“对联”,贴到各处。这一“对联”还做成了“歌”。和另一首强迫所谓“牛鬼蛇神”唱的“嚎歌”一样,这两个恐怖“歌曲”都是北京第四中学的一名红卫兵作的。同时,这副对联也是红卫兵组织成员的资格评定标准。在北京这样的城市,作为城市人口主体的脑力劳动者和商业工作者都不被视为“红五类”,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中学生被准许参加红卫兵,被授予了欺侮虐待其他同学的特权。

1966年8月4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初二(四)班的红卫兵召开“斗争会”斗争同班同学。在这个班的45名同学中,十名“黑五类出身”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被“斗争”,一根长绳子绕过这十名学生的脖子,把她们捆成一串。十名“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坐在椅子上。其他既不能算“红五类”也不能算“黑五类”出身的学生则在“斗争会”期间被指定坐在地板上。大标语“打倒狗崽子”贴在教室墙上。他们被命令逐个“坦白交代”他们的“反动思想”以及他们的父母的“罪行”,还必须重复说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混蛋。我该死。”红卫兵用拳头打她们,把墨汁泼在她们身上。该校学生排球队长杨友丽,因为球队得过全国冠军后受过校长接见以及她父亲是所谓“托洛茨基分子”,遭到“斗争”和侮辱。她服安眠药自杀,幸而未死,但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在北京一零一中学,红卫兵把校门分成一大一小两个,命令“黑五类子弟”出入只许走小门,并称小门为“狗洞”。初三女学生吴芳芳,父亲是北京航空学院教授吴礼义,当时被当做“家庭出身不好”。红卫兵指控她撕了一张毛泽东纸像。(实际情况是一张毛泽东纸像被风吹落,她正好路过拣了起来。)吴芳芳遭到“斗争”和毒打,红卫兵还把她和上文写到的被打死的美术教员陈葆坤关在一起。她因此精神失常,不清楚人事,不能独立生活,始终由她的母亲照料。

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很多所谓“家庭出身坏”的学生被打耳光被侮辱等等。初一学生万红,父亲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与她同班的男生红卫兵要打她,她逃入女厕所,红卫兵从厕所拉出来。他们强迫她站在教室里的一把椅子上,用铜头皮带打她。打的过程中还有红卫兵把椅子从她脚下突然抽走,使她摔到水泥地上。晚上不准她回宿舍睡觉,把她关在露天阳台上淋雨。朱同是高三学生,他的父亲是“右派分子”,父母已经离婚,他也改用了母姓,而母亲不是“右派分子”。但是他仍然被当做“狗崽子”折磨。他被关在地上积水的小楼梯间内像动物一样被全校学生“观赏”。有一天晚上下大雨,他逃出了学校,爬着回到家中,因为他被严重打伤已经不能走路。

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有相当数量的“家庭出身坏”的学生被打被欺负,他们的私人物件被捣毁。多名女学生被剃了“阴阳头”。杨爱伦,高一学生,文革前功课和文艺活动都好,“家庭出身不好”。她在班里遭到“斗争”,站在教室前面被推来攘去,被强迫写“交代”,还被关押在学校中不准自由行动。一星期后,8月8日,她逃出学校到附近卧轨自杀,被火车撞成重伤,幸而未死。高二学生郭兰蕙,父亲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66年8月20日是星期六,在红卫兵宣布下个星期一要“开会帮助”实际上是要“斗争”她后,她服毒身亡。

在西城区太平桥中学,红卫兵打死了一名初三的不属“红五类出身”的女学生。这个十五岁的女孩子仅仅因为说了一句“毛主席也不是红五类出身”,遭到红卫兵同学用铜头皮带和棍棒殴打。从下午打到傍晚,红卫兵回家吃晚饭了。她挣扎着爬到一个水龙头边喝了很多水后死亡。她的母亲被通知来校中领死尸,未敢表现出一点怨恨和抵触。

在离北京市中心王府井大街不远的第27中学,一名初中学生被指控把那时必须随身携带的红色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语录》本坐在身子底下。红卫兵在初二教室里毒打她。她被打得昏死过去以后,红卫兵说她“装死”,拿碎玻璃往她眼睛里揉。她苏醒过来,继续被打。傍晚时分她被打死。她的尸体被用草席子卷起来运走烧掉了。问到当时的目击者,他们都记得当时的情景,却没有人记得这个女学生的姓名。

在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家庭出身不好”的高二学生宁志平被说成“反动学生”。他被关押在学校里,他的一只耳朵被红卫兵割掉。他到医院把耳朵缝了上去。但是几天以后再次遭到红卫兵毒打,刚缝上去的耳朵被打落。他永远失去了他的耳朵。

1966年8月25日,曹滨海,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高三的学生,和前来他家抄家的同班的红卫兵发生争执。据说他拿菜刀砍伤了一个红卫兵同学。结果,曹滨海被公安局关起来,曹的母亲樊希曼在那天被红卫兵抓到学校中活活打死。曹滨海因此精神失常,以后从未恢复正常。

在北京第十三中学,学生任春林“家庭出身不好”,他喜欢书法,在旧的《红旗》杂志上练习毛笔字,被该校红卫兵学生发现在毛泽东的名字上写了“墓”字。红卫兵抄了他的家,把一条铁链拴在他的脖子上,强迫他从家里像狗一样爬到学校的“红色刑讯室”中。他被关押在那里并且被多次毒打。那个“红色刑讯室”中关押着该校的校长和一批教员,还有一个所谓“黑五类子弟”、初中三年级学生武素鹏。红卫兵把武素鹏捆在一条麻袋里,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狠打,把他活活打死。

在北京第六中学,高三学生王光华出生于“小业主”家庭,他未得到红卫兵的准许就去外地“革命串联”。他在1966年9月27日回到北京,立即就被抓进学校的监狱之中。他在那儿被十多个红卫兵几次毒打。王光华死于第二天,9月28日,时年19岁。红卫兵命令几个在这个监狱中被关了一个多月的老师把他的尸体抬出了监狱,放进火葬场的运尸车。

由于“红卫兵”组织拥有如此地位,“冒充红卫兵”当时成为大罪名,竟然可以被当做打死人的“理由”。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该校数学教师田钦的弟弟田悦,123中学的学生,他被指控为“冒充红卫兵”。

五、一批房产主被打死

8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红卫兵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特别介绍了北京第二中学红卫兵广为张贴的“宣战书”。红卫兵开始到处烧书,烧画,破坏文物,以及开始大规模的抄家行动。红卫兵强迫市民交出他们存有的所有黄金和白银,还在抄家过程中打死了很多所谓“阶级敌人”。北京早已不准“地富反坏”居住,被红卫兵打死的“阶级敌人”中,很多只是房产主。他们拥有自己的住房,或者有少量的房子出租。红卫兵的命令发出后,人们到房管处排队上缴房产证,但是还是被抄家甚至被打死。在这种恐怖中,北京的50万间私人房子全部被没收。

8月24号,红卫兵到北京东厂胡同6号居民左庆明家抄家。他从前开过劈柴铺子,1966年时已经没有铺子,但还有几间自己的房子。租住他们房子的马大娘是个家庭服务钟点工。当时左庆明正好外出不在家。看到红卫兵毒打他年已七十的妻子,马大娘到胡同口给左庆明报信叫他不要回家。红卫兵发现后把马大娘和左奶奶一起绑在葡萄架子上毒打。红卫兵还用开水浇烫她们。四周邻居听到他们在惨叫着被折磨死,然后尸体被丢进火葬场的卡车。那天晚上东厂胡同至少有六个居民被打死。死者中还有一人是技术精良的眼镜师孙琢良。他曾经开过一个眼镜店,并有自己的住房。

8月25日,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红卫兵查抄崇文区广渠门内大街121号居民李文波家。他住的是自己的房子。他已经在前一天上交了房产证,也就是说放弃所有权。红卫兵说,在抄家过程中李文波打了她们(文革后她们中有人私下承认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但当时成为红卫兵加强暴力程度的借口)。李文波被打死。他的妻子刘文秀被判处死刑,在9月13日被处决。文革后他们得到“平反”。

8月28日,红卫兵查抄西城区大红罗厂南巷20号。三小时中红卫兵打死了五口人:北京玻璃陶瓷水泥设计院技术员黄瑞五,他的姐姐黄瑞班,他们的母亲陈玉润,外婆李秀蓉,还有一个年老佣人。除了一岁的小孩子被机警的保姆抱出,其他在家的人都被打死。他们没有别的所谓“问题”,主要的“问题”就是他们住的小院是他们自己的房产。

1966年8月下旬,大批被打死的人不标姓名堆在一起被运往火葬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校长高云和北京第31中的书记杜光,都是在被红卫兵打昏过去以后就送去了火葬场。火葬场的老工人发现他们还没有死,没有烧他们。他们又回了家。当时大量尸体积压,火葬场来不及焚烧,只好在尸体堆上放了冰块,血水横流。一名军人目击者说,那里的气味和情景恐怖至极。一名在9月13日去火葬场的女教师说,那时候那里还是满目尸体,草地上摆得横七竖八,排队火葬。

李文波被打死后第二天,8月26日,被打死人数从两位数跳到了三位数,从不到一百人变为超过一百人。从8月25日到8月26日,被打死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从8月26日到8月27日,被打死人数又再次加倍。在9月1日,被打死人数达到了最高峰,一天内有228人被打死。在此之前的8月31日被打死人数出现了一个小低谷,是因为那一天在天安门广场有红卫兵的第二次盛大集会,红卫兵停下抄家打人集会去了。

9月1日以后数字骤降,因为9月2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文件,指出“要用最大努力耐心说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一个口气并不严厉的书面指示,就立即发生了效果。

当时“内部”的统计是,在北京,红卫兵打死了1,772人。文革后,《北京日报》也发表过这个数字。

在这样的暴力迫害高潮中,8月29日,“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发布了“第四号通令”,其中第7条说:“确实查明,并斗争过的黑六类分子,尤其是逃亡地富分子。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置外,其余一律给政治上、生活上的出路,这个出路就是限期(于九月十日前)离开北京(如有特殊情况,经本人所在单位及查抄单位批准,可酌情延长),回原籍劳动,由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这个“通令”在北京全城甚至全国张贴公布。直接后果是北京城中有近十万人口被扫地出门驱逐出北京,占当时城市人口的百分之一点六。一名受访者说,她家住在东单,夫妇都是工人,因为曾经在一个出租小人书的店里有400块钱资本,这时候被指控为“资本家”,全家被驱逐到山东农村,一个人只准带一个锅一个碗,直到1978年底才获准回到北京。这些被驱逐的人有的在火车上就被打死,有的到了农村没有食物没有住房而死亡。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由青少年打杀教师和老百姓的事情。在皇帝时代,死刑要经过审理,可以上诉,由专业刽子手执行。文革后有人把文革笼统解释为“封建主义传统”造成的。这种说法不能解释1966年8月发生的红卫兵暴力。

Sunday, July 26, 2015

2015 --- 浙江每380人, 就有1千万富翁



  昨日下午,胡润研究院发布《2015胡润浙江地区财富报告》。信息时报报导,据胡润研究院统计,浙江地区高净值人群数量全国排名第四,浙江每380人中有一人是千万富豪,每6200人中有一人是亿万富豪。51岁的马云无疑成为浙商首富。

  报告显示,600万资产富裕人士已经达到41万人,比上一年增加3.01万人,占全国13%;千万资产富裕人士14.6万人,比上一年增加1.3万人,占全国12%;亿万资产富裕人士8790人,比上一年增加990人,占全国11%;5亿资产以上的超高净值人士2004人,占全国11.8%。 

  报导指出,上榜浙商中,总部在浙江的有151位,出生在浙江的有164位,浙江出生而在外地创业成功的有42位,其中去上海和北京的最多,分别有19位和9位。 

  阿里巴巴51岁的马云成为浙商首富;第二名是「饮料大王」娃哈哈70岁的宗庆后;第三名是万向69岁的鲁冠球。其他上榜的著名浙商还有:丁磊、复星的郭广昌和盛大的陈天桥等。 

  浙商「80后」中已有百亿富豪诞生,汉鼎宇佑的王麒诚、吴艷夫妇,年仅35和34岁。 

  王麒诚1980年11月出生,毕业浙江大学,读大二期间,靠卖光纤收发器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毕业后创办了汉鼎信息科技公司,2012年3月19日,汉鼎股份在深圳创业板上市。 

  吴艷,1981年出生,硕士。2003年至2006年曾在浙江广电集团钱江都市频道任记者,后进入汉鼎。 

  制造业富豪占38.8% 

  胡润百富董事长兼首席调研员胡润表示:「浙商做企业非常出色,浙江只占全国4%的人口,而浙商在百富榜上占到了15%,而且前几名浙商在中国百富榜上的排名非常靠前,马云去年都当了首富,今年在王健林后面。」 

  报导表示,制造业是浙江地区上榜富豪从事最多的行业,占浙江所有上榜富豪的38.8%;房地产位居第二,占23.4%;服装纺织排名第三,占7.2%。 

  女企业家上榜比率低 

  浙商女企业家相对来说上榜不多,胡润女富豪榜前50名中,只有6位浙商女企业家,低于全国的女富豪比率(20%)。

Friday, July 24, 2015

澳大利亚曝光,2014年常见诈骗术

明明几年了一直在家赋闲没有上班却收到电话说自己投了简历出现了问题,你会不会觉得很疑惑?据澳大利亚“新快网”7月23日报道,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ACCC)本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为止,2015年诈骗犯已从澳人身上诈取了4500万澳元(约合人民币2.06亿元),同比2014年上升了10%。

据报道, ACCC在2015年5月新出炉的2014年度诈骗报告的数据显示,2014年澳人共被诈取了8200万澳元,报告给ACCC的骗局高达9万宗。

而2014年度诈骗金额最高的十大骗术排名第一的是就是爱情诈骗,其后依次是投资计划诈骗、电脑预测软件诈骗、体育投资计划诈骗、继承诈骗诈骗、黑客入侵诈骗、尼日利亚诈骗、假冒网站交易诈骗、分类诈骗、意外的奖金诈骗和彩票诈骗。

从ACCC所发布数据可以看出,2015年上半年澳人受骗金额排名前四的骗术和2014年度的一样,其中爱情诈骗的受骗数量高达1088宗,继承遗产诈骗高达1727宗。除了这些骗局,此外还有预付费、招聘和就业诈骗、远程访问诈骗、回收诈骗、勒索恶意软件、身份盗窃涉及垃圾邮件或钓鱼诈骗等。

对此,ACCC以及澳大利亚诈骗监视网站(SCAMwatch)曝光了一系列诈骗警示。ACCC还首次发布了危害澳人的常见诈骗数据,数据将在Scamwatch网上进行每月更新。这个工具将帮助人们先诈骗犯一步,以免坠入骗局当中。 

Wednesday, July 22, 2015

黄钰刚 --- 一个高中生的商业发家史

王林被抓后的舆论场纷纷扰扰,好不热闹。正在有人“斜刺里杀出”,声称“所有去见王林的人,都是对生命本身有好奇的人”,并痛心疾首地高呼“一个国家的智力底线,是社会的宽容能力和理性判断力”,试图为那些见证过王林表演、或真或假相信其“功力”的“精英”们开脱时,王林的又一个“身边人”——黄钰刚 ——“浮出水面”。黄钰刚90年代靠骗取银行贷款发家,短暂入狱后重新出山,是混迹于深圳最“风光”的湖南人之一。与黄钰刚相识二十余年深圳商人吴晨(化名)说,“撒谎是他(指黄)的一种习惯”。这种习惯也保持到与王林的相处中:黄声称认识高级领导、伪造中央文件,不仅骗得颇有政商人脉的王林的信任,还从王林那里接了一个“大活”——2000万元除掉邹勇。吴晨说,“他(黄钰刚)挣钱的心太野了,没想到王林栽到了他手里。”
  
王林与黄钰刚(右)
  以下为《新京报》今日(7月22日)报道全文(记者周清树、刘刚,实习生张笛扬),原标题《王林“掮客”黄钰刚被曝骗银行贷款 涉工程诈骗》。
  7月19日,深圳商人吴晨(化名)从媒体上看到邹勇被绑架、杀害的消息,他一眼认出了配图中和“大师”王林合影的黄钰刚。吴晨1992年就认识了黄钰刚。
  7月16日,江西警方通报,萍乡商人邹勇被绑架、杀害,包括“大师”王林、深圳商人黄钰刚在内的4个嫌疑人涉及此案。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王林被警方带走后,家属向媒体提供了黄钰刚与王林的通话音频及视频。相关音频中,黄钰刚充当“掮客”,声称认识高级领导,可以帮王林达成部分愿望——调查邹勇犯罪证据及将其抓捕归案。
  相关音频还显示,2014年7月至12月,黄钰刚先后向王林介绍陈志军、李国旗及林建仁,帮助王林对付邹勇。其间,黄钰刚等4人从王林处获利2000多万元。
  吴晨自称有段时间曾经与黄钰刚“几乎天天在一起”,他见识过黄钰刚骗取银行贷款、工程诈骗等“做生意”的方法。“看完近期的新闻,我就知道里面有些情节是黄钰刚惯用的欺骗手段。”
  但令吴晨不解的是,“即使他知道骗钱之后会被追杀,他也要拿这个钱。但我不相信他会杀人或者指使别人杀人。”
  “黄泽林”:90年代借银行贷款发家
  据湖南警方及江西警方提供的信息显示,黄钰刚原名黄泽林,湖南怀化市芷江县人,出生于1963年4月,现落户深圳市南山区。
  直到2003年前,黄钰刚的名字都一直是黄泽林。
  在上世纪90年代的深圳,黄泽林其名,几乎为所有在深圳打拼的湖南籍企业家熟知。
  公开资料显示,16岁高中毕业后,黄钰刚在广州军区守备团、武警城市边防队服役。1982年,黄钰刚复员,先后在深圳市下沙工艺电子厂、深圳市南油集团下属中兴联合有限公司等单位任职。
  1992年,吴晨与黄钰刚结识时,黄已是名满深圳的商人。
  吴晨第一次见到黄钰刚,是在深圳市南园路一家湘菜馆,接送黄的是一辆武警牌照的红色本田轿车。
  深入接触后,吴晨发现,黄钰刚主要靠借银行贷款,然后开公司盈利。
  “90年代初期,银行之间没有联网,搞好与银行的关系,提供虚假材料,或者同一块土地、同一个公司可以在不同银行贷款。”吴晨称,1992年至1998年,黄钰刚先后在银行贷款约4000万元,“贷款后,他开设公司;有了公司后,再贷款。”
  工商资料显示,1992年至1998年,黄钰刚先后以黄泽林的名字,独资或合资开办过深圳市万利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万利宝大酒店、深圳市天阳城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天阳城歌舞厅、深圳市华盛海实业有限公司等企业。
  这期间,是黄钰刚最风光的时期。天阳城歌舞厅开设在华强北一带,两层楼,30间包房。90年代的华强北,到处厂房林立,远不如现在繁华,天阳城是当地最出名的歌舞厅。
  1996年左右,湖南商会的内部杂志刊发深圳湖南籍商人财富榜,黄钰刚排在第5位。
  当时,黄钰刚与妻子离婚,正在读初中的儿子跟着母亲。黄钰刚找了一个小他十几岁的孔姓上海女孩做女朋友。
  当时,“黄泽林是怀化人在深圳的一个传奇”,吴晨说。
   入狱:重复发包工程骗保证金
  工商资料显示,黄钰刚的上述公司目前均已被吊销。
  吴晨介绍,高中文化的黄钰刚习惯对公司“放羊式管理”,账目不清;很多跟随他的芷江籍手下,经常带着项目找他,“只要觉得不错就给10万或者20万,但这些项目大多失败。”
  黄钰刚仰仗的万利宝酒店一直亏损。由于管理不善,盈利的天阳城歌舞厅,利润也进了个人的口袋。
  自90年代后期,银行之间联网,贷款手续谨慎,吴晨说,黄钰刚很难再用以前的方法贷到款。
  2000年2月,黄钰刚与香港一家公司合资开办深圳万里保特种玻璃有限公司,“他在宝安区福永镇桥头村万宝桥工业园租了一块约20亩的土地,带着我和银行的人去看。”吴晨回忆,黄钰刚说这块地是他的,想贷款,但由于拿不出土地权证,被银行拒绝。
  吴晨说,因无法贷款,黄钰刚转而开始工程“诈骗生财”。黄钰刚在这块土地上建市场,将同一个工程发包给多个建筑商,收取各个建筑商的保证金,“一万块也收,100万也收,收了1000多万元。”
  2002年左右,“找他要钱的人多了,建筑商后来碰面,聚在一起开会,发现他骗人,报案,黄钰刚被抓了。”吴晨说。
  2002年至2006年,是黄钰刚最为落魄的时期。
  漂亮的孔小姐离开了他,临走前取走了他账户上最后的100万元。
   背信:朋友发现其撒谎是习惯
  2003年后,黄钰刚出狱,由于他的名字“黄泽林”已进入了建筑圈的“黑名单”,他不得不改名黄钰刚。他在深圳国际文化大厦租了一间写字楼,后来交不起房租,于是他把自己住的房子卖了。
  吴晨还发现,以前喝一杯啤酒就醉的黄钰刚,此后进出夜总会每天喝得醉醺醺的。醉后,他总向吴晨倾诉,并不怪孔小姐,希望能够再次遇见她。他还说,如果能够再次拥有一千万,他要买套房子,买辆奔驰,养老不干了。
  在黄钰刚最困顿的这时期,包括吴晨在内的很多朋友都借钱给他,希望黄钰刚能东山再起。
  但吴晨发现,黄钰刚根本不还钱。
  吴晨借给了黄钰刚3万块钱,他至今只还了5000块钱。“本来约好时间还钱,到期了,他就拖延,说再过一两天。”
  黄钰刚总是说谎,吴晨说。
  “有一次,他到银行,我给他打电话问他在哪里,他说在湖南。实际上,我就在他身后。”其实当初黄钰刚成功时,吴晨也发现过他有类似情况,但当时他觉得这是“圆滑”的表现,而后来发现“撒谎是他的一种习惯。”
  在吴晨的印象中,尽管文化不高,但黄钰刚智商颇高,反应速度快。“你问他一个疑难问题,他张口就能回答,而且是你满意的答案。虽然事后证明,这些回答不一定准确。”
  吴晨对他很失望。2006年后,吴与黄渐行渐远。
    落网:曾东山再起称没有放弃
  黄钰刚最终东山再起,他买了房子,买了奔驰。但他没有养老不干了。
  2010年左右,吴晨在火车上碰到黄钰刚,他说现在开了一家投资公司,买了两辆奔驰。
  黄钰刚所说的公司,为深圳市中银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中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工商资料显示,这两家公司开设在福田区中心地带——时代金融中心大厦。
  公开资料显示,黄钰刚还身兼广东省商业联合会常务理事、深圳市商业联合会副会长等多个社会职务。
  2013年左右,吴晨听与黄钰刚的共同朋友讲到,黄钰刚的公司招了很多黑皮肤的非洲员工。
  在近期一篇媒体访谈中,黄钰刚曾建议在深圳建立“中非国际友谊园”。访谈中提到,黄钰刚的办公室“整整齐齐地悬挂着马、恩、列、斯、毛的巨幅画像”、“他从国家战略的角度分析了中非国际友谊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在上述访谈中,黄钰刚最后感慨:来深圳34年,我失败过,也成功过,经历过辉煌,也遇到过挫折。但庆幸的是我没有放弃,一直坚持下来。
  7月19日,吴晨在新闻中看到了黄钰刚与王林的合影。
  吴晨早就知道王林,在他印象中,王林是一位“大师级”“政商掮客”,但“没想到他栽到了黄钰刚手里”,“伪造中央部委文件等事,那是黄钰刚的风格。王林被他骗了。”
  “他(黄钰刚)挣钱的心太野了。”吴晨说。


 

Tuesday, July 21, 2015

王林奋斗史:从小学一年级文化,到亿万富翁

“大师”王林
  在江西芦溪,人们不懂王林的成名。
  “他不是蹲过班房?不知怎么,突然就有钱了。”说这话的人,是个低保户,曾经接受王林过年时赠予的米、油和棉被。
  王林那有些不堪的久远过往在从小长大的“头排街”,仍是人们搓麻将席间谈论的闲言碎语:仅读完三年小学,整日在街头游荡;下放时与农场女青年传出桃色绯闻;因流氓罪和诈骗罪入狱近十年;然后……他就成了大师。
  普通人对那座矗立在芦溪县城的“王府”里发生的事情语焉不详。不过,他的拥趸们至今坚信王林的超能力。
  数量惊人的社会名流萦绕在王林左右,他们试图在王林身上找到财富、地位、名声、健康抑或满足内心的探索欲。
  气功、杂耍、活络脑筋、赌徒精神让王林在上世纪80、90年代的气功潮中一举成名;相比于那些昙花一现的“大师”们,王林更谙“明哲保身”的智慧,在过去的二十年时间里,他一边谨小慎微地维系不大不小的交际圈,一边为巨额财富找到合理的解释——向商人的身份转变。
  这个局面最近被打破。8月7日,江西省卫生厅证实将对王林涉嫌非法行医展开调查。
  王林从街头青年到气功大师,是个人秉性与时势造就。而他上升的过程聚集了这个时代的特性,那些围绕在他身边的人与他如同微缩版的浮世绘,其中大抵可以看到人心,也看到人们自己。
    “孩子王”
    读了三年一年级后退学
  “他这个人脑子转得快。”67岁的芦溪供销社退休职工周继明是和王林在一条巷弄里长大,一起到宜丰县下乡的发小。
  在日后的宣传画册中,青年王林头发微卷,颧骨略高,微眯着眼,十分明显的鹰钩鼻,在老辈人眼里,这是精明的长相。
  王林成长于芦溪县城一个银匠家庭,是一双儿女中的幼子,父亲在他儿时过世,母亲是一位略通民间医术的家庭妇女。
  尽管证件显示王林出生于1952年,但老周印象里王林与他年龄相仿,大约出生于1945年前后。
  上世纪50年代,各地农业工业“跃进潮”,巷弄长大的王家小儿子无心上学,在芦溪小学反复读了三个一年级,也没顺利升入二年级。“手脚调皮,好捉弄人。”在被学校开除之前,王林先离开了学校。
  他整日游荡在田间街头,“偷西瓜偷红薯”,或者招呼周继明一伙下河摸鱼。那个果腹困难的时节,王林自制一把两米长的铁耙,潜伏在路旁,在往煤矿运蔬菜的大卡车上扒下一棵棵大白菜。
  在同龄人中,王林个子不高却凭着一股决断当上孩子王。“头排街”的街坊老曾记得,王林小时候“霸道”,最喜欢玩的游戏是,让几个孩子拿竹竿架着凳子扛着他,他就那么高高在上地坐着好不得意。
  1960年前后中国遭遇三年自然灾害,从安徽、河南逃荒过来的街头艺人们聚集在芦溪小学附近的大戏台旁表演。
  王林对杂耍表现出特殊的兴趣,周继明看到,他把一位河南杂耍老艺人和他的小孙女领到家中暂住了一段时间。
  这也许是王林日后用于行走江湖自称“民间杂耍”技艺的始源。因为从那以后,周继明和他的小伙伴们惊喜地发现,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王林竟然能时不时地变些糖,甚至烟出来。
  在中国的宗教地图中,江西是道教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境内的龙虎山、西山在史上曾是神仙方士和黄老道们活动的重要场所,许多出处难辨的神秘传说在民间流传,以道教之名衍生的各种法术在坊间有数量庞大的信众。
  多年后,王林向那些仰慕他的人解释,他所有的技法源于7岁离家,前往峨眉山拜道士学艺。他身边的人则将这些神奇不已的表演归于只闻其名不见其实的“崂山道”或“茅山道”。
  不过记者采访到他周围的街坊,并不认为王林在下乡前离开过芦溪,而“峨眉山学艺说”此前也被峨眉山武术研究会否认。
    “知识青年”
    偷自行车留声机换食物
  1965年,王林、老周和芦溪县城的十几位青年一起下放到一百多公里外的宜丰县石花尖垦殖场洪源槽分场。
  在他日后带有自传性质的画册里,王林以轻松而得意的语气回忆了那段时光:他如何在干农活时略动脑筋“偷工减料”;如何以挑战权贵的姿态用戏法捉弄粮站站长;在人群拥挤时,突如其来地唤来群蛇惊吓众人;“死猪复活、活鹅变死”逗弄小贩。
  不过,在老周记忆中,王林的那段下乡史却是另一番光景:尽管充满冒险、热血甚至另一种意义的“浪漫”,但或许并不那样值得称道。
  在同批青年眼中,王林是这样的“知识青年”:他天不亮就起来干活,只为抢到打石灰、杀虫子的轻松活干,干完了之后早早回屋子里歇着;中午大日头时王林一般不出来做工,而对于做工时使用些“小技巧”偷工他显得得心应手。
  知识青年在那个年头工资低,一个月仅有7块钱,吃了饭没有菜。王林钻进垦殖场厂长家里,偷走了那年头罕见的一辆自行车和一架留声机,转手卖到邻近的万载县,卖到“巨款”80多元,换做一堆食物独自吃掉。
  在老周的印象里,王林在下乡时的确会不时展露他变烟、变酒的技法,而这也被到垦殖场表演的萍乡杂技团看中,教了他半月时间,不过在这期间,他并没见过日后王林仰赖成名的变蛇和气功。
  多年后在一个私下的场合,王林向他身边的人表露“我就是手快”。
  有一段红尘旧事在知青们中间不胫而走,王林驾着场里的井冈山牌大汽车拉着一位军人的妻子连夜私奔到芦溪老家,最后被人五花大绑抓回批斗。
  在王林身边不同人的记忆中,与其相关的桃色绯闻不仅于此。因此,尽管王林在自传中将其入狱的原因归咎为“破坏农业学大寨”,但包括知青、狱友在内的人坚信王林是由于与妇女有关的罪名被劳教的。
    “神秘囚犯”
    除夕夜“变”出酒肉
  在他的狱友们看来,王林恰到好处地维持着自己的神秘感,进退有度地处理与管教和狱友的关系,帮助他扭转了因“流氓罪”入狱的卑微地位。
  王林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被送往劳教的。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劳改队里疯传“战后犯人都要被杀掉”的流言。
  在王林的自传中,有关于此事着墨不多的描述:两名死刑犯事发后检举称受到王林的煽动,他“向犯人们宣传等死不如拼命”。
  而在原江西省劳改局的工作人员王华庚的记忆中,王林以收徒为名,骗当时的管教陈某“电网关掉,把窗户也去了”,然后他从里面跳到陈某的房间,拿了一张符给他,“你闭着眼睛往门外走180步,然后把那张符烧掉,你回来以后我就让你出师,就满师。”
  不过等陈某依样出去再回来之后,房子里早已人去楼空。
  王林带着两名死刑犯一并越狱逃跑,但仅在数月之后便被抓回并加刑三年。此后,王林被转到江西省洪城监狱服刑。彼时,该监狱关押的都是服刑十年以上的重刑犯。一个监舍有七八十名犯人,曾经的狱友肖金水(化名)告诉早报记者,王林刚进来的时候,个子小、不起眼,也被大家瞧不起。
  “刚开始进来的时候,他很安静不太爱说话,靠着墙走路不急不慢。”王林被管教派做卫生员的工作,主要内容是打扫房间,分配饭菜,甚至为犯人购置常用物品。
  而另一个曾与王林共同服刑四年的狱友对媒体称,王林在狱中因夸口子虚乌有的事情被揍得鼻青脸肿。
  事实上,在相当长时间内狱友并没见到王林展露什么过人的技巧。直到1985年的除夕夜,今年已经70岁的肖金水回想当时情景仍觉得不可思议:当时窗外鞭炮齐鸣、犯人们思乡情浓,而分到手的“年夜饭”却只是少得可怜的一点肉。
  “想不想吃肉喝酒?”王林这个提议迅速得到响应。他指派两个狱友在门口把守,其他人将桌子拼在一起,把所有的杯碗筷摆好,王林掀起破床单将桌子盖住。
  在如巫婆般念念有词了十几分钟后,肖金水闻到了酒香,在床单之下,人们还发现了大碗鱼、肉、鸡。整个过程看起来无懈可击,“最神奇的是,盖饭菜的床单竟然没有沾到一点油污。”
  肖金水记得,从那次以后,王林在监舍里的地位大大提高。很多人跪在他面前要拜他为师,但他以“艺不可外传,否则要七孔流血”为由拒绝了拜师请求。王林的声名甚至传到了管教的耳中。
  狱友们中间流传着这样的故事:王林隔着厚厚的一堵墙运气功治好了梁管教老婆的病,为了表示感激梁管教把王林调到一个轻松的劳动岗位。
  肖金水没有亲见那次气功治疗,而在他与王林两年多相处的时间里,他也仅看过两次变“酒肉”的戏法,而且只是在除夕夜。
  他多年来只是好奇,若是魔术,监区外是高墙、电网,王林是怎么弄到酒肉的?
  也有人发展出合理的解释,在监舍附近的小厨房是有酒肉的,王林是购置物品的卫生员接触这些不难,只需再加上一些杂耍手法就齐活。
  以上往事年代久远已经难辨真假,狱友们也未见过王林在狱中练过气功和变蛇,他的师从至今是个谜。外界怀疑他是湖南气功师侯希贵的弟子,后者曾经到过江西。但湖南商人穆洋(化名)认为这种说法不成立,王林在某次表演空盆来蛇后不无得意地对他说:“你们湖南不是有个侯希贵吗?他能做到这些吗?”
  不管怎样,王林“意念移物”的名声却被传到了监舍外,甚至直达京城。
    成名
    作为特殊人才假释出狱
  殷木林第一次听说王林这个名字,是在1987年全国气功科学研究会上。彼时殷是南昌市气功科学研究会的秘书长。
  在中国境内,改革开放后绵延数年的气功潮在1987年前后达到白热化。
  1987年,气功大师严新已经成名;张香玉、张宏堡等气功大师纷纷“出山”。
  那时的王林还在狱中。
  在那次全国气功大会上,一位身居高位的学者向殷木林特别提起王林,殷觉得一头雾水,“没听过江西有这号人物。”
  殷木林回南昌之后向南昌市政府的某主要领导汇报后,得到的反馈是“先了解一下”。在发动江西省几乎所有地市配合查找半月后,江西省洪城监狱的服刑犯人王林被最终锁定。
  彼时,全国上下力捧气功,对王林的测试出动了南昌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两办主任、秘书长、科委、科协的一干负责人,“一辆小车、两辆面包车浩浩荡荡的十多人直奔洪城监狱。”
  王林成功表演了空杯来酒和呼蛇。
  时至今日,殷木林回想起当时的场景,摇摇头“确实看不出破绽”,不过,比起玄之又玄的“意念呼蛇”,殷感觉王林更像是懂得特殊的“蛇语”。
  那次测试后,王林被作为特殊人才假释出狱,官方给他在南昌市中院安排了两套单元房,甚至帮他落实了户口,还办理了子女和母亲的随迁。
  那是1987年,“大师王林”成名元年。
    “黄金时代”
    密集接触大量官员
  出现在摄像师范文杰镜头里的王林,总是油光的大背头、花哨的衬衫、紧身的T恤、鹰头腰带加锃亮的尖头皮鞋。
  在范看来,这是“王林引以为傲的八九十年代的老式时髦”。
  的确,那是王林们“最好的时代”。
  “连续四场大型演出,南昌市最重要的礼堂都走了个遍,几千人的场地场场爆满。”殷木林记得,王林空杯来水、空盘来蛇的“带功报告”引起轰动,当地官方很快接到来自香港、欧洲等地的表演邀请,尽管介于王林“假释人员”的身份数次出国并未成行,但这为他今后以“气功大师”之名流转各国埋下伏笔。
  殷告诉记者,当时有位政府要员甚至计划安排3名有工作经验的省中医药大学毕业生对王林进行研究。
  其时,全国舆论关于特异功能的论争如火如荼。1989年,香港大公报刊登了于光远发表的反对“人体特异功能”宣传的文章;马上就有支持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的文章发表出来;媒体成了双方力量抢占的重要阵地。
  “当时耳朵识字、跟外星人对话,什么怪事都有,所以王林在当时也并未引起大家的质疑。”在南昌市电台工作的李新良(化名)提醒早报记者注意时代背景。当时,他与江西的几家主要媒体迅速报道了“奇人王林”的事迹。
  他听说,时任江西省公安厅长的丁鑫发对王林的特异功能萌发了兴趣,安排了四位持枪武警守住放有纸钞的保险柜,纸钞上还特别做有印迹,以测试王林是否真能“意念移钞”。
  事后,丁鑫发跟老战友殷木林聊起这次测试,仍对王林的神奇感慨不已。而也是在此时,日后因贪腐落马的丁鑫发与王林成为了亲密的朋友,在王林自传中,多次出现这名落马厅官的照片和文字,而在面对记者的采访时,丁更是不厌其烦地为“大师”背书。
  1989年,肖金水带着患有风湿病的老母亲慕名找到开设在南昌第十医院的王林气功诊所。他看到,等待挂号的人排起长龙,“每天都有上百号人。”
  王林热情地招待了往日的狱友,并连续三次为他的老母亲运功治病,分文未取。这让肖很是感激。
  肖回忆,王林隔空发功时,他母亲“感觉身体里似有鱼儿游动”,几次下来感觉腿脚舒服多了,可惜未等把病完全治好,王林又有了新的去处。
  李新良记得,他和一干媒体采访的地点转换到了位于南昌北郊梅岭的一幢三层的现代别墅,那是官方给王林安排的新住处,就在方志敏烈士的墓旁。
  殷木林告诉记者,其时,江西省委会安排正县级以上官员夏季去梅岭避暑,上午开设学习班学习文件,下午安排有气功课。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王林密集接触了大量官员,这为他日后强大的政界背景敲下地基。
    “大师”
    鉴定档案编号001
  官员捧场,观众叫好,媒体支持,只欠一点权威鉴定,大师王林即可登阶加冕。
  1992年3月,王林在江西省体委的陪同下进京参加了中央六人测试小组的测试。时任《人民日报》科技记者的陈祖甲在场见证了多次这样的测试,他最近对媒体回忆,在王林之前没有一个测试是成功的,许多气功师拒绝接受测试,或者在测试失败后称自己受到干扰。
  王林欣然接受。他成了全国首个通过人体科学鉴定组鉴定的气功师,档案编号“001”。
  这一年,南昌市公关协会的秘书长陈大升与王林结识。因为工作关系,陈大升与许多官员互动频繁。
  陈向早报记者回忆,初识时,王林总是骑着一辆旧摩托来找他。在他的积极引见下,王林成了许多官员府上的座上宾,那些变蛇变酒的技法成为觥筹交错间颠倒众生的良剂。
  在王林的那本写真集中,在不同的饭局、宾馆、私宅里,王林笑脸盈盈地周旋于政界名流、商界大佬和明星艺人中间,显得游刃有余。
  在气功爱好者殷木林看来,王林的确“懂些气功”,但他的那一套与正统气功的路数不同,他曾经试图按王林所授功法练习,但发现“整个套路是反的”,最后以未练成告终,在殷向其问及功法出处时,王林也“说不出所以然”。
  王林大热时,殷木林让王林给医治过腰椎,“没有治好”,不过更多时候,王林为官员或官员的亲属们治病。
  王林在最近回应舆论质疑时,称“有些治好了的疑难杂症病人事后送的红包推脱不掉时也收过”。
  他的朋友给早报记者翻出一张证书照片,解释称是印尼前总统苏哈托为感谢王林治好了他和他家人的疾病,赠予王林轿车和千万美元的证书。
  证书真伪如今难辨,不过在最近重新被网友翻出的旧年视频里,时任江西宜丰县长的毛野德对前来采访的记者称,王林用气功治好了他爱人的乳腺肿块。
  不少官员欣羡于大师的神奇试图拜师,也不吝啬贡献些学费。很快,他的朋友看到,王林的坐驾变成了一辆警车,王轻描淡写,是某交警队的警官送的。
  很多人对外以王林的弟子或曾向王林学过艺自居,但事实上直到如今,王林并不承认他收过徒弟,包括自称他的“关门弟子”邹勇在内也没有人学到任何技艺。被问及于此时,他周围的人会解释称:“王林的东西哪是谁都能学会的,你天分不够不能怪师傅没教好对吧?”
    “港商”
    有意与气功师划清界限
  当同时期的气功大师张宏堡还在沉迷于办“人体培训学校”大收学员敛财,田瑞生奔走于各地作报告,鼓吹自己自成一派的“香功”,庞鹤鸣在全国18个省铺开他的“学术组织”时,王林是其中最早嗅出时移世易的先觉者和隐退者。
  不过对此,江西气功圈内也有另一种说法,1993年前后王林在为某位中央首长表演变蛇时,被警卫在裤腿里搜出了蛇,自此王林自觉汗颜遁走香港。
  陈大升告诉记者,王林的确向他亲口承认过那次表演“失败了”,但他对失败的原因有更神秘的解释。
  不管怎样,在江西气功圈内王林这个名字消失了一段时间,有人说他去了深圳,有人说他去了香港。
  1995年,王林荣归故里,在气功大师的光环下,顶着港商的头衔。
  王林一直否认自己靠气功赚钱,他解释自己财富的来源是炒房和做生意。
  耐人寻味的是,在他2002年出版的画册扉页里,王林特别写了这样一段话:“目前气功界太乱。有的人以金钱为目的,有的人唯我独尊,有的气功师功夫不大,本领不高,却吹嘘自己能上天入地,能与外星人对话。我认为还是应该踏踏实实,做一些于国于民有益的事情。”
  1999年,国内对气功界重新清理整顿。几年前如日中天的气功热迅速降温,一些“大师”或外逃,或入狱,或隐匿。
  在旁人看来,王林这段话似有意无意地将自己与他人划清界限,而他的这种政治智慧在此次风波中再度显露。
  萍乡当地媒体人徐新(化名)告诉记者,在某外媒发出“王林自比斯诺登”的文章后,王在与他的三通电话联系中,明确表达了两个意思:拒绝另一家外媒的采访邀请;他要力推那条“爱国声明”的微博。
  “王林事后认为接受那家外媒采访是错误的,他自述不知道斯诺登是谁。”事后,王林再度回应称,比作斯诺登是某律师替他回答,而他本人不知“斯诺登是什么东西”。
  在他的朋友们面前,王林并不刻意掩饰自己的因文化不足而显露出来的粗陋。
  在知情人看来,在官员面前的王林却很会拿捏率直与造次的分寸。看对方喜欢开玩笑,气氛正好,王林甚至会小戏弄下对方,把蛇缠到人身上或骗他去空盆里摸蛇;但若遇到是个严肃的对象,王林则会小心谨慎地表演,尺度刚好地说话。
  讨喜的技艺加上讨喜的秉性,王林游走于官商之间,长袖善舞。
    师徒
    “他没有真正的朋友”
  因与“关门弟子”邹勇的经济纠纷,王林多年苦心经营的局面被打破。
  不过徐新提醒记者注意这场纠纷的背景——煤价一路下跌,行业正遭遇寒冬,很多煤老板资金链断裂,其中一个煤老板还不上高利贷,开着车绕着自己的煤矿转了五圈后,在车里自杀了。
  他告诉早报记者,作为南方的主矿区之一,萍乡当地近期已经发生两起煤老板自杀事件。邹勇是否面临同样的问题不得而知,他本人已经拒绝接受采访,无法求证,倒是此前他在一次微访谈中以默许的态度回答网友对他“事业面临困难”的慰问中可窥得一二。
  不管怎样,曾经在合影里亲密无间的师徒俩因为钱的问题还是反目了。
  邹勇对媒体有些动情地说了一段话:“(王林)他其实活得悲惨,孤独。他没有朋友,每个人都想从他那儿得到好处。”
  老周也有点可怜王林。
  尽管如今的名流朋友、政商圈子如此强大,王林一直努力在维系他最初的知青朋友。
  那些生活并不宽裕的知青每人被赠送一部手机。在一张题为“萍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43周年合影”的照片中,王林站在四十多人的中央,他的双手斜插着裤子口袋,意气风发,只是环绕在他周围的那些知青姑娘们已是暮年,当年的“小伙伴”们也垂垂老矣,他们显得有点脱离角色。
  老周说,1995年起,连续几年王林请还在萍乡当地的知青去海南、杭州玩,吃住全包。他住梅岭别墅,以每月两次以上的频率约知青们去他的家中玩,“他是好心,热情。”
  可是聚会上总有些尴尬,王林反复调侃着知青们的陈年绯闻,却禁止别人聊他;他拒绝使用芦溪方言交谈,宁愿用重芦溪口音的普通话;偶尔大家唤他“王林”,他会翻脸“你是什么东西,王林也是你叫的”。他享受别人叫他“王林大师”。
  王林很多次借给过知青们钱,“大家没钱都找他借,基本也都不用还。”不过,王林表达善意的方式有时让大家难以接受。
  老周记得,在一次聚会后大家夜宿萍乡的宾馆时,王林半夜两点敲开大家的门,“给每个人扔下两千块钱,其中一个条件好点的他就没给。”
  “就像施舍。”
    “作秀”
    罕见给朋友当众磕头
  他的弟子最近晒出王林过去捐赠的善款凭据。他给曾下乡的农场、芦溪的特困户、五保户捐食物、棉被、衣服,和以万为单位的现金。
  在徐新看来,这不像是作秀,在他的采访经验中,有官员为武警捐赠两袋西瓜把当地所有媒体都叫上拍照;但他倒没接到过王林的采访邀请。
  过年时,芦溪县城的人总能看到十几辆面包车浩浩荡荡地拉着救济物品开往福利院、民政局。“王林大师又在捐东西了。”
  他从小长大的旧宅现在被一辆电动摩托车店租用,老板娘常常看着王林开着他那辆牌照为“赣J11111”的悍马在这条逼仄而脏乱的老街出现。
  “或许是为了名声好听吧。”他周围的人这么解释。王林试图修补自己少年时在乡里间的不堪形象。肖金水在那次求医之后再没有和王林联系,他辗转知道,王林并不愿意别人重提那段狱中往事。
  老周觉得王林活在矛盾里。
  过年时,王府大门变得热情,登门拜年的人们童叟无欺都能得到一个百元以上的红包,王林坐在宅子里,微微含笑,像古时的员外一样慷慨济民。
  只是早报记者走访那些曾经接受过他捐赠的人们,大家提起王林,还是想起,“唔,他蹲过班房吧。”大家不知道也不关心他的财富从何而来,但觉得这种“分享”似乎再应该不过——“这么有钱拿点出来还不应该?”
  一个曾经在王府装修时做过小工的男人走过来,恨恨地对记者说,“他工钱还没给我呢!”也有人议论说,王林门口的大狮子也是赊账的,当时修玉女山庄时欠建筑商几百万元至今也没还。
  他警惕他手下的人接触他的朋友,“怕打着王林的旗号招摇撞骗。”穆洋遇到过,王林的管家向他(穆洋)兜售东西。
  王林快七十岁了,“大师”老了。
  徐新发现,近几届的萍乡主要领导与王林有些疏远。他此次反映邹勇的“双重国籍”问题甚至绕过当地政府直接找到在赣进驻的中央巡视组。
  王林称,当地官员多次找他谈话,劝诫他与邹勇息事宁人。
  在去年一场大病病愈后王林大宴朋友,给在场的人磕了头。这让大家很吃惊,“一向接受别人磕头的王林竟然会给人磕头。”
  芦溪的妇女在谈论王林文眉的八卦。老周说,他在意自己的长相。他会特别关心脸上新增的老年斑,然后整容去掉,“他怕死”。
  网上流传的视频中,周围的人表现出迫不及待的神情,卖命鼓掌邀请大师表演时,王林不紧不慢地露了两手,表演落幕,周围响起喝彩、掌声时,王林脸上绽开了花。
  他依旧戴金灿灿的大戒指、围老鹰头腰带,他的朋友说,这是他黄金时代的打扮。
  可如今的风波让他整晚整晚地失眠,他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头都要炸了”。


 

索罗斯是如何被击败的:国家队用了招关门打狗

 

Monday, July 20, 2015

王林 -- 人脉大师

【什么叫大师级?】大师的100多张艳照翻了一遍,当时就惊呆了;今天又看到这体贴标注的精品图集,再次惊呆......





一个让李冰冰跪下叫干爹的人,成龙、李连杰、马云、澳门赌王等,不管是明星大腕还是千亿富豪统统排队见他,二线明星连个预约的机会都没有,想当年……



传奇是这样的!赣J00000 江西萍乡车牌代码,车型劳斯莱斯幻影,炸弹号不是ZF用的吗?NO;这是气功大师王林的,赵本山的忽悠功能只能算是小学,这是大学!



劳斯莱斯身边带墨镜的就是王林,他的忽悠功夫让赵本山都要膜拜!!



这辆车总共是760万,深圳购买当时下定金20万!



马上要提车了邹勇(王林曾今的徒弟)问他剩下余款要我去交?这个算借的还是算什么?王林说人家交一个多亿他都没教,这740万就算拜师费吧!



看到这样的豪车这样的车牌;第一感觉就是牛逼人物!



移动的豪宅啊!760万不算车牌。



劳斯莱斯、全球帝王车型!



女司机也是王林的秘书…



警车是用来开道的,曾经达官贵族都亲自到他的王府拜访…



悍马H1车牌11111五连号…



赣J00000 11111 赣J00000;2009年2月买的,劳斯莱斯…



赣J33333(2011年1月,凯宴)也是五连号…



赣J56789还是悍马H2顺子号码…



赣J56789不是顺子就是五连号达人还有四连号!





赣J90009也是他的劳斯莱斯幻影!



宾利也是他的车牌四连号全是8888…



劳斯莱斯、宾利、迈巴赫、全球三大顶级名车迈巴赫停产豪车王林全有



劳斯莱斯车牌、RR、迈巴赫是MM、宾利是B、正好RMB、不差钱的象征!



赣JJ8888悍马也是他的!



赣JQ8888丰田红杉;百万以上也是他的!



当年找他的人达官贵族多白色车牌不说了…



到长沙接人的队伍…



2辆悍马停在一起霸气啊!



右边是赣J11111、悍马H1、赣J00000、11111、33333等…。基本都是唐建国担任萍乡市公安局长期间搞到的。



王林秘书、李连杰、江西芦溪县长姚虎、马云、王林、赵薇。



豪宅啊!还以为是衙门呢?



中国内陆首富马云上年去的时候条幅。



院内一角据说10多亩…



赵薇去的时候条幅。



算是城堡…



马云、李连杰以前是常客…



真是气派啊…



夜景;下面说说朋友圈吧!主要说明星和企业家有代表性的…



2013直到7月,用悍马接来了马云、赵薇和李连杰,马云不多说了,当年也要排队…



何鸿燊比李嘉诚还大7岁澳门赌王, 澳门首富控制的资产达5000亿港币 普通人要从石器时代开始赚钱到现在不吃喝和他差不多,千亿身价的赌王也要预约排队。



官员不想多说,当年去他府上的铁道部部长算是小官,给你点空间想!



CCTV刘芳菲!





常回家看看就是他唱的-陈红



陈坤-不用多说了。



成龙-不用说了吧!



费翔80年代90年代的流行天王,现在的90后很多父母都是听他的歌曲成年的81年就出道了。





黄晓明



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去王府的官中他算中上等!



李冰冰当年还年轻啊!



王林是李冰冰的干爹!



当年让大明星跪下叫爷的男人!



她干爹…



李连杰国际巨星,其他不说了。我们找明星合影都难,明星大腕都主动找他,关键是还要预约,当年找他的人都是大人物。



他的营销学出神入化了,让名人主动找他,当年能混到这个份上绝对有过人之处和几把刷子。



李连杰演的中南海保镖就是这个发型!



李湘,不多说了都知道!





李亚鹏、王菲



毛主席和蒋介石的扮演者!



青年时期的王林,让我想起了,西游记的银什么大王?



李亚鹏和王菲组团找忽悠…



王菲、陈坤



媒体对他的报道左右都是投怀送抱…



王府的墙上全是名人,到这个地方一站,不管你多牛逼,都被深深的震撼!



李亚鹏,当年王林坐牢的时候,是不是穿越时空学习的王林营销专业?



李XX的爸爸…



这个女同志不知道是谁?



香港特首曾荫权也专程到过王府。



王祖贤,80后看过电影的还记得吗?玉女啊!想当年…



原江西副省长胡长清题词!



赵薇能嫁给大富商-黄有龙,媒人就是王林。



王林是媒人…



不知道赵薇买的红鲤鱼有多大?



周迅-气功大师如此风骚,惹无数明星竟折腰与大师合影的大明星,可环绕太平洋三圈,而等着与大师合影,大概排队可达三光年,都是以前的事了,都是有代表的明星其他的不发了,商界也是代表!



朱军夫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