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政坛和军界出现大规模人事调整，引起外界关注。有分析称，本轮人事调整的最大特征，就是党务系统在政治局的分量空前加重，这主要表现在栗战书以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接替令计划兼职中办主任，以及孙春兰同样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接替令计划的中央统战部部长一职。其实，人事方面的这一动向，也与两年里中共的顶层设计和改革部署一致，共同结果都是强化了中共执政党的权威和效能，一方面巩固了中共的执政地位，另一方面也推动了自上而下的改革执行。
稍早前，原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接令计划之职，调任中央统战部部长。此次调整之后，中央政治局中负责党务工作的成员达到7人，占总数的28%，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七人分别是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刘云山、中宣部部长刘奇葆、中组部部长赵乐际、中办主任栗战书、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和统战部长孙春兰。中共中央五大直属部门（中宣部、中组部、中办、统战部、外联部）中，有四个部门的负责人是政治局正式委员，这种情况此前从未出现过。
从以往长期趋势来看，1990年代政治局的党务官员比例走低，在1992到2002年间还出现过中组部部长和中办主任没有进入政治局的情况。但2002年以后，党务系统官员占比明显提高，尤其2012年十八大后，栗战书成为1980年代以来首位担任政治局正式委员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既表明中办主任职务在中国政坛中位置的关键和高层的重视，客观上也使党务领域的政治份量进一步吃重。
栗战书与孙春兰仕途变动所代表的这一动向应当并非偶然事件，而是顺应了当前时段的政治发展趋势。中共新领导层正是在“亡党亡国”和“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的重压之下上台的，他们不仅要涤荡澄清国家生态，而且要整顿中共执政党本身，而后者正是前提和关键。所以，在过去两年中，中共的诸多顶层设计和改革动作都是共同效力于加强中共的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决策层对中共自身的反腐整顿与之并不相悖，恰恰相反，越是对自身进行深入全面地整顿，越能凸显其对自身的依赖和急欲以之为用的心态。
中共党务系统在政坛分量的吃重至少体现在4个方面，其一便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本人强势和“共主”地位的确立，摆脱了“胡温体制”或“九龙治水”等所代表的羁绊，意在“令出一门”；其二是多个由习近平直接指挥的中央级小组的成立，包括国安委、深改组、网安组等，意在加强执行力；其三是作为党务系统的中纪委在政坛“异军突起”，实现在决策层指导下的独立化和中央地方监督全覆盖，意在强化决策层的监督；其四是军中反腐因徐才厚延烧总政系统后，边反腐边强化对总政系统的控制。总政设置的使命之一就在于保证中共对军队的领导。
当然，中共延续和加强党的领导地位的趋势在其宣传喉舌中有更明显的反映。这不仅体现在其对自身制度的肯定、自信和高调宣传，还体现在对质疑者的高压管控。中共十八大稍过发生的南周新年献词事件，“三个自信”的提出，反宪政批判，网络舆论整顿，反击军队国家化等，都是其中的代表性事件。
有批评声音认为，中共党务方面政坛力量偏重，与改革开放以来党政分开的趋势存在冲突，如何调整党政之间的关系将是一个难题。也有分析认为，至少从目前看来，加强中共决策与执行体系释放出很大的政治能量，对于当下的改革进程多有益处。那么这种重新定位的党政关系或许的确具有一定的制度红利，是一种符合当前国情和趋势的调整。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