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January 17, 2015

破绽百出屡泄密引震怒 习近平重构情报系统

在习近平主导的中共党政军全面洗牌中,分管反间谍工作的国安部副部长马建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值得放大观察。与马建身份和遭遇类似的还有媒体所报道的另一个国安部副部长陆忠信秘书,以及北京国安局原局长梁克。梁克虽然被传涉及周永康,但至今没有下文。考虑到中共对周永康“泄露党和国家机密”的论定,以及外界所谓令计划势力收集“黑材料”向外放风等传闻,中国间谍情报网络频频遭受重创,无不说明当前中国国家安全面临极为严峻的形势。

而习近平上台伊始就已经在着手相关针对性措施,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国安委的成立,从而能够有效化解周永康时代国安与情报系统“各自为战”的乱局,化解了政坛失稳的隐患。可以预料,接下来的几年里,习近平将要打造一套庞大、严密、坚决、有力的情报与安全体系。


情报系统破绽百出 直接威胁中共高层

据悉,马建的职责是掌管间谍与反间谍工作。那么,官方所指的“严重违纪违法”就很有可能在间谍工作方面对己方造成重大伤害。间谍牵扯情报,情报关乎国家安全。因此马建的工作性质特殊、敏感而关系重大,稍有疏漏即有可能对领导层对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和重大破坏。中共为马建的罪行加上“严重”的形容词,其实也是在说马建对中国国家安全所造成的严重损害。虽然官方没有对马建案情进行更多阐述,但外界综合各方面消息大体上也能推知一二。

间谍与反间谍本是不同国家和势力之间秘而不宣的激烈较量,但是近年来却屡屡出现在舆论场中,尤其是中国方面。据路透社报道,从2011年开始,中国派到美国的特工多次被识破,使中国在美的间谍网元气大伤,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大怒,下令彻查。2012年初,中共发现泄密人是国安部副部长陆忠伟的秘书,并将其逮捕。不过,此人身份至今未被公布。

马建所涉案件或许不仅在此。多维新闻曾有文章《国安系统重量级官员被查 惊现周令阴影》指出,马建很有可能与周永康和令计划两案都存在利益关系。周永康的“六宗罪”中有一条是“泄露党和国家机密”,令计划势力也被传通过国安部收集“黑材料”。对此,国安系统都是绕不过去的坎,因此很有可能的情况是,马建正是两案“局中人”。

除了这一方面,对于近年来出现的一系列国家安全领域乱象,国安系统及马建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比如,前中国国家主席被美方监听,甚至有尚未证实的传闻称重庆方面的王立军也能够实现这种操作。另外如如央视主持人芮成钢被爆间谍,中国驻冰岛大使马继生被指是日本间谍,北京国家安全局原局长梁克的落马。

分析认为,一方面随着美国战略东移,与中国之间的遏制与反遏制较量日趋激烈,另一方面中国国安系统却是千疮百孔,根本承担不起捍卫国家安全的重任。恰恰相反,该系统自身的溃败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崩坏过程,具体表现就是权力寻租乃至主动出卖国家机密,以达到自身的富贵或是某种政治目的。鉴于此类职务的特殊性和关键性,无疑会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破坏,并有可能威胁到国家领导人个人安全。

比如有媒体报道称,西方外交界人士透露,“周永康经常与外国情报机关首脑见面,不过这样的会晤从来不公开宣布。这些会谈的话题包括中国在反恐战争中的合作、交换在阿富汗的流亡维吾尔激进人士情报、朝鲜核计划和伊朗原子能研究等”。这些内容可谓耸人听闻,但是也未必完全没有可能。首先,作为曾经主掌国安系统的政治局常委之一,周永康确有透露相关信息的条件;其次,周永康曾与薄熙来密谋“大干一场”,极有可能存在政治结盟行为;其三,十八大前后不时有未经证实的“黑材料”被抖出,但贪腐数额甚巨的周永康等人往往能够幸免,因此很有可能是周方主动外泄。

这一类动作,使得自王立军事件至十八大的半年多时间内,成为中共政坛最波谲云诡的一段时期,也使中国政治的形象饱受冲击。这一结果固然是由于高层腐败和反腐败、叛变和反叛变的斗争所引发,也反映了中国安全体系确实存在极大的体制缺陷。不难猜测,强势而有大志的习近平必然会动手解决这一严重后患。

习近平重手打造新情报系统

习近平上台后的权力重构和体制改革有很多亮点,其中一项极为引人注目的动作就是成立国安委,目标直指“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同样引人注意的是国安委的人事配置。习近平亲自担任国安委主席,从而没收了周永康曾经的国安大权。政治局常委中排名仅次于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分别为国安委副主席,与习近平关系紧密的中办主任栗战书兼任国安委办公室主任,接任周永康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孟建柱担任常务委员并负责筹备,还有一位委员是身处反恐第一线的新疆一把手张春贤,习近平贴身智囊王沪宁和国务院副秘书长汪永清参与筹备。

单就人事配置方面来看,国安委无疑是中共政治体系中最具实权的组织部门,从而使国家安全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且由于栗战书、王沪宁两人与习近平之间远超其他高层官员的共事关系,从而能使国安委能够在第一时间对安全问题作出回应。在此之前,国安系统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央与地方,对内与对外等领域“各自为战”,效率低下,此番改制将有望解决这一问题。

如果说治国理政的三要素是决策、执行和监督,其实在国家安全也可以找出三要素,分别是情报搜集、决策和执行。周永康时代暴露出这三方面均存在重大缺陷。在此之前,隶属于政府系统的国家安全部是负责安全的主体部门,这也是时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难以插手国安工作的体制原因。国安部垂直领导全国国家安全机关,主要职能包括情报收集分析、反间谍、政治保卫等,是中国政府最大和最活跃的外交、情报机构,也部分参与国内安全事务。由于公安部下的国内安全保卫局的职责也与安全工作相关,将其统合在中央政法委书记之下或许是出于提高效率的目的。但是由于该项权力不是掌握在中共总书记之手,难免会导致重心失稳的结果,进而为十八大的各种非理性政治行为埋下祸根。

国安旧制存在的另一项重要问题就是与军队方面的互不统属。国安安全的关键环节是情报系统,这在中国分别由国家安全部、公安部国内安全保卫局和隶属于解放军总参谋部的二部、三部掌握、总政联络部。所谓“二部”是指解放军总参谋部情报部。据悉,该部主要有三项功能:一是向外国派遣以各种身份为掩护的搜集军事情报的情报人员;二是从外国的公开出版物上分析军事情报;三是向驻外使馆派出武官。“三部”是指技术侦察部,主要负责战略情报收集整编、战场监视、航空侦察、装备科研论证、监听外军信号、研究和分析相关情报等任务。

对此,周永康显然无法染指。但由于军事情报往往与政治情报交错在一起,这种各自为战的现象不仅会造成资源浪费,还会导致混乱局面和安全疏漏产生。如果被野心家或叛变分子利用,后果不堪想象。旧体制的这些劣势,恰恰是新成立国安委的优势。多方面消息称,国安委将整合公安、武警、司法、国家安全部、解放军总参二部三部、总政的联络部、外交部、外宣办等多方面力量,受到习近平直接领导。由此成为一个总管领导军队、公安、外交、情报领域的强有力的机构。

另外考虑到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的超高配置,也打通了决策、立法和行政三大环节,配之以王岐山对党政军的强有力反腐调查,使中国情报和国安系统得以在短时间内实现巨大改观,并能及时应变突发事件和最新情况。自国安委搭建以来,曾经大有兴起之势的恐怖主义被迅速压制,“国家安全法”被改为“反间谍法”走上法治道路,拿下马建、梁克等国安系统高官,重组总参军情部门人事配置,体现出国安系统的高效顺畅运作,也释放出很大的政治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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